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天，泰国三台开始播出一部配音成泰语的香港连续剧。它的中文片名是 Shanghai Tan——上海滩，大意是「外滩」。而泰国电视上用的名字，也是我打小挂在嘴边的那个名字，是 Chao Por Xiang Hai——「上海教父」。大多数日子我坐校车回家，而大多数时候，校车一在街角把我放下，我就跑——不是跑向母亲留好的点心，而是跑向楼梯，跑向楼梯尽头的那台电视机。
我父亲常常陪我一起看，而他在做着某件我一直到很晚才明白的事。对白被配成了泰语。可店面招牌上的字、报纸的标题、背景里卷轴上的书法，却没有配——它们保留了中文，就像糟糕的配音底下还残留着的字幕。父亲看得懂那些字。他出生时被起了个中文名字，从小讲潮州话，后来被迅速地、彻底地改造为讲泰语：他是第二代华侨（Hua-qiao）的孩子，而他的成长期，正赶上泰国政府想让华人少数族群在看得见的地方、在法律上、在身份上毫无疑义地成为泰国人的年代。他做了时代要求他做的事。可事实证明，他没有忘记这之前的东西。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是在看父亲读字。
我很想说，吸引我的是少年时代对中国城市现代性的某种好奇。吸引我的其实是打斗。
在我聚精会神看打斗的当口，别的东西也趁机溜了进来。
溜进来的有有轨电车。还有江畔的骑楼长廊，落在石板上的雨，那种一条街在同一帧画面里既显得贵气又显得危险的样子。还有许文强——聪明、衣着考究、不慌不忙，是那种不抬高嗓门就能赢得争论的人。我试着模仿他。我那时是个顶着锅盖头的矮个子泰国男孩。效果并不理想。
但此后余生我一直念念不忘的角色，是丁力。
丁力从最底层起步。在我记忆的那个版本里，他从老城的弄堂房子里走出来，干着没人想干的活——马桶、夜香、那种城市在天亮之前自己消化、又不愿提及的苦役。到故事的结尾，他成了亚洲最显赫的城市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我不知道那些巷子叫什么。我不知道它们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建筑类型、自己的文献，也不知道正有一场关于它们该不该被拆掉的争论。我还要再过十八年才会学会 lilong 这个词。
于是，这本书的对象在我知道它的名字之前就闯进了我的生活。它出现在一台小电视机里，配着泰语，在我父母家楼梯的尽头。
还有第二件我不知道的事，而它要比第一件重大得多。
我曾经一直以为自己是泰国人——泰国人，往上溯几代，掺着一点有限的、稀释过的中国血统，就是曼谷许多家庭都会随口认领的那种身世。我把这个比例搞错了。就三代人的文书和我一位非常有耐心的长辈所能确认的而言，我是彻彻底底的中国血统。具体地说，潮州人，祖籍追溯到现在广东省内潮州附近的一个村庄。我家至今仍管那片地方叫 Chan-Tou——那是他们自己的转写，不是我能在现代地图上对应起来的写法。二十世纪早期某个时候，我的一位祖先在潮州海岸登上一艘船——同一时期，几十万计的潮州移民都是这样渡过海峡前往暹罗的——他上岸时，家族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他的名字、行业或任何计划。他或她并没有像任何合理估算所判定的那样，死在潮汕丘陵地带某个渔村的贫穷或热病里，而是最终在泰国终老，留下了儿女。
那些孩子成了我的祖父母。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拼命地存钱，而且——按家里那些还记得他们、并且记忆足以说得准的人一致的说法，带着亲昵和疲惫的口吻——抠门得厉害。他们信奉勤劳，就像别的家庭信奉宗教一样；他们推着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父母那一代人往前走，推得如此用力，以至于到我出生时，这份催逼已经软化成某种更温和的东西。我父母都是白领。按我祖父母的标准，我是被宠坏了的。可那份对勤劳的信奉，我还是继承了。它似乎就是能在软化了之后存活下来。
把这笔账算到底，结果是这样：一位不识字、不讲普通话、也无从知道那次渡海会不会要命的潮州船夫，他的曾孙在哈佛读完了博士。等我清清楚楚地明白这一切时，我已经花了好些年书写一部关于上海某个里弄小区的民族志——那是我童年时隔着父母卧室里的电视机爱上的地方。我花了长得难为情的时间才意识到，我写的其实也正是自己的来处。潮州离上海是一整天的车程。比起这座我研究了十年的城市，它更贴近我自己的历史。我打算去。而且，在我这个按理说会很难、实际上却显然不难的年纪，我已经开始学潮州话了。
既然大多数读者到了这里都会想知道我们到底在谈论一种什么样的地方，那就把数字摆一遍，只摆这一次，出处也一并附上。
关于方法，我想在这里把话说明白，因为后面的章节不会再停下来为自己辩护。以下的内容是质性研究。它讲的是一处里弄小区，大约两百栋房子，约三千口人，以及一个人类学家——他在他们中间住了很久，起初住得很糟，后来住得很好。它不是一份问卷调查，也不装作是。但质性不等于无法交代，而它一直是被当作「无法交代」来对待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某一种人类学靠一套三段的实践运转：我来、我批评、我离开。研究者带着一件早已打点好的理论进场；待上一个季度，近到足以引用人们的话，远到足以对他们不负责任；提炼出一套批评，然后让「田野」来印证它；把证据匿名化到任何人都无法循迹折返的地步；然后出版。匿名化被说成是对受访者的保护，有时它确实是。但它也常常是一种设计。一项无法被回溯的研究，就无法被反驳。一项无法被反驳的研究，不是质性方法。它是给「凭空构造一个会认可作者既有论断的田野」开的一张执照。笔记里的人无法回应，因为他们已经以伦理为由，被从通讯录上划掉了。城市无法回应，因为研究者已经回家了。那不是超能力。那是一个闭环。
这本书就是对这种实践的回答。这些章节里的一切，要么是我亲眼看着发生的，要么是别人告诉我、而我能够指明出处的，要么是我查证过并注了引文的。凡是我在推断，我就明说。凡是我当时弄错的地方，我把错误保留在原处，把更正写进注释里。我在2014年自信满满、如今不再相信的事情，为数不少。小区的大门至今还开着。邻居们至今仍有自己的看法。我回去过。如果一个论断经不起在静光里的第八条弄堂里走上一遭的检验，那它就不配留在这本书里。
此后的桩桩件件，也都得怪香港。香港电影是我在其中长大的水——那些构图、那些剪裁、那些雨、那些忠义的剧情，以及那种信念：一座城市，是一个足够机灵的人就能重新塑造自己的地方。对一位城市人类学家来说，这不是糟糕的训练。它肯定不比后来塞给我的那套理论更糟。
我第一次踏上真正的上海，是在2006年的夏天。我去了一个星期，参加一个麻省理工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城市设计工作营，离开时带走了一点来之前所没有的执念。关于那个星期，我还会再回来讲。
回来
回到一座你已经再也无法回去的城市，是什么感觉？
自2006年起，我每年都会来上海。只有一个例外：2010年，世博会那一年，也是我父亲去世那一年。后来，又多了一个更长的例外。疫情在2020年初关闭了这个国家，而对我这个持研究签证的泰国人来说，从实际的意义上讲，这扇门一直关到2023年年中。等我终于能回去时，我已经离开将近四年了。那是我上海生活里最长的一段空白。而正是这次归返，让这本书得以存在。
2023年秋天，我绕了一条长路才回来。此前一周，我在长沙参加世界智慧城市博览会分会场。那是中国第一次承办该会议的地区分会场。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在我离开的那些年里，它已经变成一座我认不出来的城市。
从长沙我坐高铁去了深圳。我在那里住了三天，拜访朋友，穿行于工厂之间，想亲眼看看数字经济的活计在那种规模下是什么样子——彼时，全球卖出的消费类硬件，一大半正是出自那个规模。从深圳，我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上海的虹桥站。
这个细节要紧。2006年我第一次来上海时，高铁还不存在。中国第一条高铁线2007年才开通。到2023年，路网已经密到人们用它的方式，就像1995年的纽约人用地铁一样：习以为常，想也不想，把它当成日常生活的普通载体，而不是一种值得一谈的出行方式。
傍晚时分我到达虹桥，坐地铁到离静光里最近的那一站，然后步行最后六个街区到大门口。尴尬的是，我还穿着在长沙开会穿的那身西装领带。三天没换过衣服，觉也没睡够。手里拎着一只对这条弄堂来说明显过大的行李箱。我穿过小区那道铁门，走进那条纵贯的主弄，站住了。
好几位老邻居都在那儿。他们坐在他们一直坐的地方——第八条弄堂口的小木凳上，摆着绿茶保温杯，衬着傍晚的光。其中一位——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她的名字我已经拿不准了，也许是斐也许是福，她曾是我老楼二楼最亲近的邻居之一——看见我就站了起来。她走过来。她眯起眼。她一手搭上我的胳膊。「这不是在这儿住过的那个泰国男孩吗？」她说，「那个跟我们待过一年的？」我说是。她告诉了其他人。其他人点了点头。不知谁又端来一张小凳。我坐了下来，行李箱立在身边，一身开会的西装，和我的老邻居们喝了一个钟头的绿茶，夕阳沉向浦东的那些楼群——它们正从东边两栋楼的间隙里露出来。
在小凳上度过的那一个钟头，正是「我来、我批评、我离开」的反面。一个还记得你面孔的田野，就还是一个能告诉你「你错了」的田野。我穿着那身西装坐在那里，由着他们说。
大门之内，几乎一切还是老样子。大门之外，几乎一切都变了。小区南面那个街区的工人住宅——2014年我每隔一周的周三都会去那儿吃饺子——如今成了一长排设计师精品店。2014年那条只有两家精酿啤酒吧的街，如今成了五六条街、三十家精酿啤酒吧，好几家还专门做一种我离开时并不存在的客群生意。淮海路——所谓上海的第五大道——沿街零售明显比我记忆里的冷清，一部分是被电商平台掏空的：在我离开的那些年里，这座城市大部分中档消费都被它们吸走了。天更蓝了。出租车都成了电动车。共享单车网络在这两次到访之间已经重建了两轮，两家不同的公司，两套不同的配色。
多年来，在我心里，「那个端着保温杯的邻居」一直是拼凑出来的——一个用大门边十来个人攒出来的形象，每当我要影射这个小区的集体记忆、又不想点名道姓时，就抓来当缩略语用。而这一趟，她是一个真实的女人，握着一只真实的保温杯，坐的小凳在我上次坐过之后已经换过一茬。这本书当时已经写了一部分。可直到那个下午，它都并不真知道：它描写的那座城市，在它缺席的日子里，一直在自顾自地往前走。我想让这篇序言先把这句话说出来，放在任何其他事情之前。
在那个下午之前，来上海这件事，我已经做了十七年。
2006年的那第一个星期，本该是一个工作营项目的侦察。它真正做的，是验证了电视机早年间种下的那个念头。这座城市清晰可读，读法却出乎我意料。而且，我目光所及之处，它都在同时做两件互相矛盾的事——一边立起高楼，一边留住弄堂；一边卖掉自己的过去，一边清拆自己的过去；在同一个街区里，一边活成未来，一边活成1932年。
到2007年秋天，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已故的斯坦福·安德森门下做硕士论文时，这桩执念有了名字。论文叫 Shanghai Contemporary: The Politics of Built Form。它反对的是当时一种通行的读法，把摩天楼读作资本主义的建筑产物——我和同辈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是从莎伦·朱金写纽约的作品里捡来这个读法的。我说，浦东套不进这个读法。它不是在地价稀缺的条件下建起来的。街区大得吓人。地块是为视觉效果、而不是为经济最优而排的——一道建给外滩看的，而不是让人从里面走一遭的天际线。我的论点——也是斯坦福鼓励我去论证的——是：浦东的形态，主要不是资本的产物，而是面子的产物——那套关于公众声誉的逻辑，十年以后，我会发现它正架构着上海中心城区每一扇里弄大门之内的生活。
那之后我回了泰国，教了一段书，然后去牛津读现代中国研究的哲学硕士。那篇学位论文只问一个问题：一个城市手里捏着像里弄这样的东西——古老、稠密、按一切技术标准都算破败——它该拆掉它，还是留下它？主张拆除的论据直截了当，而且在其自身逻辑内并非不可理喻——房子漏雨，管道要么合用要么没有，这片街区按城市能写下的任何规划指标来衡量都不经济。主张保留的论据更新，当时看来也不那么明显占理：某一种老旧的城区肌理，正因为老，开始变得值钱；在这个你什么都能按需造出来的时代，城市们正发现，人们真正要找的，恰恰是无法量身定做的那个东西。原来，稀缺的不是崭新。是独特。
那些年里，论文之外还有别的事在发生，而事实证明它更加要紧。
我在上海交了朋友。其中几位最亲近的是上海姑娘，跟我年纪相仿，她们待我极好，好到很久以后我才听明白她们在告诉我什么。
那其中有几分是情爱，我宁愿直说，也不肯让人类学替它代劳。我在上海爱过。不止一次。我不止一次被拿到后文那种算术底下去称量，结果是不合格；而这个「不合格」是以一种我后来学会敬重的直白，传达到我面前的。心碎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它比我有生以来任何一场访谈都更快地教会你：一个人正拿什么标准来量你，以及她们对那个答案当不当真。
她们想知道我的头衔。她们想知道我的位置。听我说在念博士，她们客客气气的，然后会小心地问，念了到底有什么用——做学问有没有前途，薪水涨不涨，到头来有没有一套房子。这不是无礼。这是用心。她们是在替我做她们替自己做的那套算术，不用人开口。
而且她们会规划。天哪，她们可真会规划。买房。结婚。买车。换更好的工作。再换更好的工作。这套次序不是对物质主义的调侃，也不是她们从广告里学来的。那是一幅真实的地图，画着在那座城市里，一个日子该怎么按正确的顺序立住——先住房，因为别的全都挂在住房上。
那时我并不知道，晚饭桌上，这本书的论点正被递到我手里。关于上海人的务实——他们在乎钱、地位、房产、次序——属于那种局外人随口就讲的刻板印象，而它一经细看，竟属实，且背后有充分得体的理由。我与那些局外人最终的分歧，在于这「务实」到底是什么。从外面读进去，它像贪。从一条弄堂里、对着桌上一摞凭证读出来，它像能干。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一直在正确地、不间断地读他们自己的城市——而在一个读错了就会丢掉屋顶的地方，读对是你的本事。
说到底，整本书就是这些。这本书花了我又一个十年，和一间很小的房间，才总算说得出来。
那以后我几乎每个夏天都回去。有些趟是研究，有些趟是朋友，有些趟只是因为我想念那座城市。其中有一个重大的例外。2010年秋天，本要飞往上海赴世博会之年的我，接到父亲在哈佛人类学课程开课第一天去世的消息，于是回了曼谷的家。那一年前后好几年，如今在我记忆里都糊成一片了。我清楚记得的是2013年夏天。我来时预期待一年博士田野。我有一笔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的研究资助，一点哈佛人类学系的论文补助金，还有里弄房子里一间房的一年租约——是个亭子间，就是在楼梯平台上方那间小盒子屋，最初的建造者从没打算让人住的那种。我这间，按这种房型的惯例算是个意外，朝南——那是我恰好落进哪一排弄堂的偶然，不是什么特别的运气。我在里头住了十六个月。后面有一章专写那间房。那不是一章开心的内容。
田野调查没有只做一年。在上海的博士后教学把我的居留延长了，然后，又延长了一次。
那些年我搬过两次家：从亭子间搬到浦东郊区，然后，最后一年，搬到复旦附近的浦西郊区。这两次搬家都是有意为之。第一年的课题，是里弄的住户们怎么留住在这里。后来的年月，则变成了离开的那些人都怎么样了。我跟过好几位静光里的老邻居过江，追到他们被安置进去的高层公寓，保持着足够近的距离，继续探望。
到2016年夏天，我在上海已经待够久了。我有一部论文初稿，一个答辩日期，还有一股强烈的感觉——我想，凡是同在一处地方做过漫长田野的人都会懂——就是：够了，真的够了。
2016年，我没有出版那篇论文。2017、2018、2019、2020，我都没有。这本书走过的路，关涉它的论点，所以我该说说为什么。
2016年夏天答辩之后，我离开学界一阵子，为几家设计咨询公司做事——按它们的说法，它们要的是一个看得懂平面图的人类学家。那段日子我学到很多——主要关于设计师以为人们想要什么，与人们一旦进到设计里实际会做什么，这两者之间的那道裂缝。到2019年，我换了一份不同的工作，进了泰国那家负责统筹「智慧城市」究竟该是什么意思的政府机构。没人能跟我说得准。我是边干边学的。
接下来的五年，中间横着整个疫情，我在做泰国的国家智慧城市项目。其中我在本书结尾要回去讲的那部分，在泰国南部一个叫那空是贪玛叻的海滨府份：一个建在 Line 通讯软件上的市民上报平台，平台上最多的内容，是给淹了水的阴沟和坏掉的路灯报修。简短版是这样：我在静光里学会的——居民们怎么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缝里为自己腾挪——那一整套东西，几乎不用转译，就能原样套用到泰国南部一座发了洪水的外省小城身上。
这份活计没有白皮书许诺的那般光鲜。但它更有意思，因为我学到的绝大部分，是关于技术与技术本该为之服务的人之间的那层摩擦。它把我整个吸了进去。有那么几年——就叫它2020到2023吧——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碰过这部手稿。有一句老话，我听过两种语言的说法，说是如果你五年没回去碰过一份稿子，你就再也不会回去了。我差点就替这句老话作了见证。
把我拉回去的，是一次重读。2024年初的某个时候，在两个项目之间，我打开论文文件，开始像读别人写的东西那样读它。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就是别人写的。写它的人三十五岁，怕他的答辩委员会，渴望学术界的承认——而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他写作，是为了表演能干，而不是为了说什么。行文拖沓。引文谨小慎微。而那些真正的论点，那些我在意过、至今仍在意的论点，被埋在一层谨慎的学术英语底下，而那层英语，正是我此后这些年里学会去讨厌的东西。
到那时，我也已经为自己而写了一阵子了。一个博客。若干文章。一些我在试图从内部理解的、关于某座城市正在发生什么的长文，没写给任何特定的谁看，因此，悖谬地讲，比我写给这门学科的任何东西都诚实。那些文章的声音，与论文的声音毫无相似之处。它才是我本该一直使用的声音。
于是，我回去了。不是回研究——研究早就完了。田野调查已经在后视镜里近十年了，我访过的人，要么搬走，要么离世，要么留在原地。我回去，是为写作。你此刻正在读的这本书，几乎保住了论文的全部论点，常常连次序都一样，却几乎改写了每一句话。
2023年底亲身回到上海，是另一件把我拉回去的事。那个下午我坐在彩票亭边，身边是老邻居、会议西装、过大的行李箱，那时我想，这本田野止于2016年的书，我大概没什么可添的了。我错了。我有太多东西要添。
我2023年回去所见到的上海，按任何可度量的标准，都比2016年我离开时更高效、更宜居。地铁长成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现金作为日常交易媒介实际上已经消失；2023年上海中心城区几乎每一笔消费，都是微信支付或支付宝，一个二维码，一台从口袋里掏出来的设备。网约车几乎取代了全部出租车流量，车列几乎是无声的电动车——这一换，近乎不经意间，还把这座城市听得到的外部街道噪音削去了一半。空气更干净了——谈不上纯净，但肉眼可见地好转了。我记忆中人行道停满电动车、拥挤嘈杂的街市，已被收拾得清清爽爽。清扫它的，是一套自动的监控系统。朋友说，在有些街区，它会几分钟内给你发来你自己乱停电动车的照片，附上缴费链接。同一套网络，既读脸，也读车牌，也读人走路的样子。它既让人安心，又让人隐隐不安——全看生活的哪一部分，你宁肯它别盯着。
这些变化里的一部分，在我两趟到访之间那些年，被国际媒体讲述成了某种反乌托邦。这本书不是檄文，所以我应当记下：这一趟我聊过的上海朋友，几乎每一个，把同样的变化说成是改善。街上更安静了。2016年曾贯穿上海中心城区的那些街头小恶——地铁抢包、地沟油餐馆、把行人挤下人行道的无牌电动车——基本上绝迹了。至于这笔交易，我的朋友们开诚布公谈起来时，也把它当作一笔交易来谈。失去一些隐私；换来一些安全。理智的人可以就这交换公不公平各执一词。我的朋友里，大多数都告诉我，在我缺席的这四年里，他们已经认定：值得。
静光里的外围也变了样。2013年，市里派了二十多名城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执法队员穿过小区的大门，花了四个钟头拆掉沿外墙长起来的那一小片商业生态——那些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精品店。关停又悄无声息地延续了两年。它立住了。精品店和设计工作室没了。2014年我每周去公共图书馆路上都要路过的苏州河仓库，在2010年代后期被改建成了美术馆和设计酒店。细看之下，那场改建是一堂教科书式的绅士化：工业用途搬了出去，创意阶层的用途搬了进来，房地产价值随之上涨，而当年的工人，在整幅画面里已无处安身。2023年这趟，我沿着苏州河走过。那条路很漂亮。河水比我记忆里干净。走着走着我想，我欠那个我差不多十年来一直称作「内源性绅士化」的东西一笔诚实的清算。
2024年初回到曼谷坐下来开始这次重写时，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绅士化」这个词在文献里承担了大量道义上的工作，而那些工作并不总能经得起细看。这项指控部分是准确的——古典的绅士化确实会驱逐工人阶级住户，也确实在净账上让他们的日子更糟——但它同时把一系列更有意思的现象压平了。苏州河仓库的改造。淮海路零售业的崩塌。工厂街区变设计园区。这些，按文献的说法，每一桩都叫绅士化。而逐桩细察之下，它们每一桩产生的赢家与输家分布，都不同于这个词赖以立身的那个经典的英美案例。有些变化，对卷入其中的某些住户是有利的。有些，对另一些住户是有害的。到2026年，这个现象已经不是单一的一样东西。
在这本书里我主张：我在静光里观察到的那个构型——原住民把市中心遗产升值带来的收益收入囊中——是「绅士化」这个词被要求去命名的那一整个城市人口变迁过程家族里的一种变体。这个变体有意思，是因为原住民是净赢家。这个变体有意思，是因为它的人口结构结果，是多样性的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个变体是脆弱的，正如本书各章所详述。可它存在着，它在静光里立住了，而它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地方政府已经逐渐学会了不再去拆它。运转正常的城市，会积累出这种安排。这个概念，是对那套词汇的一个微小贡献。
这个概念，我2016年首次发表在 Asian Anthropology 上，两年后又以「绅士化及其满足感」为题，在 Urban Studies 上做了推进。这个词头一次落到纸上，是在2015年一篇论文草稿里，当时我坐在亭子间里，门敞着借风。在那之前，我曾为同一条街当众忧虑过一次——2012年的一篇随笔，满纸都是对失去的焦虑，还没想明白有些失去其实是得到；我提它，只是为了承认：这个论证，连在我自己脑子里，都迟迟才到场。离开静光里以后的这些年，这套框架被一些我从未谋面的人，在我从未到过的城市里，打磨得更锋利了。这本书，同样欠他们的情，欠得像欠居民们的那样多。
每当我想到2023年的上海，想到2019年以来我在泰国做的事，总有一句话回到我心头。在城市里，正如在一切事物里，我们用一个东西换另一个东西。
里弄的住户，拿身体上的舒适，换一张根扎得深的社交网络。2023年的上海，拿一些隐私，换日常安全上实实在在的进账。那空是贪玛叻那些用着 @NakhonCity 的住户，拿一点匿名，换阴沟发大水时一个快得多的回复。这些交换，没有一样是简单的。没有一样是放诸四海、每时每刻都对的交换。城市政策，在我所努力实践的那个版本里，大抵是两件事：诚实地讲清拿什么换了什么，以及让住在那里的人，对做哪些交换有真正的一票。
这本书，以它小小的方式，记录的是上海一个小区、二十五年来、由住户们做出的一整套交换。他们留在了原地。他们能做到，是因为他们变成了那种让国家难以下手拆除的社区。他们靠的，是我在后面各章里写到的那种耐心的日常功夫。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
它也是写给那个女人的——2023到2025年间的两趟行程里，是她陪我在静光里的弄堂里走过。每一趟，她都帮我看这个小区——用我2016年以来长出的那双眼睛，而不是当时的眼睛。她叫乔拉婉·瓦尼差潘——我们这些爱她的人，叫她「Plub」。这本书的书名，在英文里听起来像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方法。在我们两人之间，它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定位上海，已经定位了好几年，而且是我们一起定的。这本书里的上海，是我们一同走过的那几座上海里的一座。其余几座不在手稿里。它们在书写它的过程之中。
欢迎来到静光里。弄堂比你想象的要窄。那位端着绿茶保温杯的邻居，已经在朝你走来了。
诺恩·阿卡拉
曼谷，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