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起于一篇博士论文，完成的时间比我原本打算的晚了整整十年。从答辩到出版之间的这段路，欠着许多人的人情——在那十年里的各个时点上，他们相信这部稿子会写完，尽管当时几乎看不出任何它会写完的迹象。
我欠得最重的，是已故的西奥多·C·贝斯特——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泰德关于东京街区的著述，是这本书的范本，超过任何其他单一的影响。他的耐心——年复一年，任由我把这个项目绕进一条漫长的岔路，先是建筑学，再是应用设计，然后是泰国政府的政策工作，最后才回到书桌——是我花了十年时间试图报答的礼物。他于2021年7月去世，没能看到这本书写完。我很遗憾他没有见到它。
支撑这本书的田野调查经费，来自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亚洲中心，以及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学会奖学金（Graduate Society Fellowship）。更早的研究得到富布赖特项目、亚洲文化协会和麻省理工学院一笔差旅资助的支持。
建筑师简·瓦普勒（Jan Wampler），2006年正是通过清华-麻省理工北京工作室把我第一次送去中国，他教会我把建筑当作实践而不是当作物件来看待。我的麻省理工硕士论文由已故的斯坦福·安德森指导，他逆着我的早期直觉坚持认为：建筑形式从来同时就是政治形式。他的这份坚持，正是这本书最终试图报答的东西之一。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带我认识了日本，那片土地的质地塑造了我此后写城市的一切。这三个人一起教会我一件事：跨学科阅读，不必焦虑。我试过了。我的同学葛文俊，在同一份上海住房材料上做他自己的设计论文，受同两位导师指导，他比我先看到：里弄的那份人情味，是它那些模糊、交叠的弄堂的一个属性，而不是这种建筑形式里什么「本质上中国」的东西。我直到自己在那片模糊里住了十六个月，才真正明白他在说什么。第一、二章欠他的这笔债，我是第一次在这一页偿还。
上海纽约大学的首任常务副校长杰弗里·莱曼（Jeffrey Lehman），从2014到2016年给了我一个博士后之家，还让我在他的《社会的全球视野》课程上教课——那件事塑造了我正在变成的那种人类学家，比当时的我意识到的更深。没有那一年博士后，我会在田野还没准备好结束的时候就提前一年离开上海。我感激那份支持，也感激那个榜样。
2016年春天，康奈尔大学的马格纳斯·费斯克约（Magnus Fiskesjö）——当时和我一起在上海纽约大学教书——把我介绍给了科尔盖特大学的约翰·克雷斯皮（John Crespi）。约翰当时带着一班科尔盖特学生来到上海，在复旦待一个学期；此后是十年的友谊——三个国家的酒局，至少四个国家的厨房，他的很多科尔盖特学生被我带进静光里，还有一位中国研究学者稳当的榜样：他的中文读得比大多数中国朋友都好，却从不把这份本事挂在脸上。过去两年里，约翰在好几个阶段读过这部手稿的草稿；这本书收到的最要紧的一条编辑建议——别再罗列年份，开始讲故事——就是他的。现在的序言，经他删改的，比经我删改的多。
布朗大学的马修·C·古特曼（Matthew C. Gutmann），2013到2016年间几乎每个学期假期都回上海来，表面上是为他自己关于当代中国男性气概与性别的研究，实际上更接近一场与我固定的约见。我在哈佛的委员会，按忙碌委员会的通例，在田野里常常联系不上。马特联系得上。他会从酒店一路走到我的弄堂——走路是他保持身材的方式，他不止一次这么告诉我，而且他多半到场时已经介于微热和浑身湿透之间，因为他大多数来访都落在上海的夏天——然后我们把那一季让我犯糊涂的事聊上一遍，第一年的时候，几乎事事都让我犯糊涂。他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田野里的那一位委员，尽管我们谁都没用过这个词。周末我们有时一起走到人民公园，去相亲角上班：先吃午饭，然后整个下午混在征婚启事、雨伞和父母们中间，对照着我们各自听到的东西。那些下午里生出的一些东西，我写进了第七章。2016年5月我答辩时，他从罗德岛赶来；比我当天表露出来的更甚，我很高兴在房间里看见他。
苔丝·约翰斯顿，我在认识她之前先读了她——她为这座城市西式建筑写的摄影史，是我最早拥有的几本关于上海的书之一——后来她让我在她的法租界小书房里度过许多个漫长的下午。那间房里堆满了公共租界时代的珍本和唱片，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我在别处再没找到过第二份这样的收藏。她没有受过这门学科的正式训练，却是我遇到过的最完整的城市历史学家，对她知道的东西也最慷慨。她搬回华盛顿之后，我一直盼着再见她一面。没有见成。她于2025年9月去世。我欠她的这笔债，这一页无法真正还清。
苏·安妮·泰（Sue Anne Tay）的摄影作品随书出版；她慷慨地分享自己的档案，是这个项目里安静的乐趣之一。马修·威廉姆斯（Matthew Williams）与我合作过两篇较早的文章，它们的论点滋养着本书的若干章节。卢汉超关于里弄的学术研究，是本书引用的大部分历史材料的基石。
阿皮瓦·拉塔纳瓦拉（Apiwat Ratanawaraha），同为哈佛燕京学者、多年的朋友，还有他的伴侣雷（Ray），2015年让我在马萨诸塞州蒙森的湖边小屋里住了一个星期，时间点正好赶在我已经不再相信论文会写完的那一刻。原稿的四分之三是在他们家的厨房里写成的——一张窗朝湖面的木桌——那样的安静，我此后年年尝试，再没能复现过。从那一周里走出来的论文，不是你正在读的这本书；这本书比那篇论文好得多。但蒙森的那一周，是这一切中间的小小奇迹。我感激阿皮瓦和雷：为那几间屋子，为那片湖，也为随后一整年持续的耐心鼓励。
我欠一位女人一份特殊的、安静的债：2011年，是她把我最初引进我称为静光里的那个街区；我也欠那些让我在他们门口一坐就是十六个月、至今仍在坐的居民们。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如同写给这一页上任何一个点了名的人。
在这个项目漫长的后半段，我感谢曼谷数字经济促进局的同事们，尤其感谢那空是贪玛叻的市民和市政工作人员——他们做的 @NakhonCity 平台，是这本书核心论点所能得到的最有用的经验印证。
乔拉婉·「Plub」·瓦尼差潘2023年、2025年两次随我回上海，陪我走静光里的弄堂，坐在彩票亭边，耐心地帮我用2016年以来长出的那双眼睛看这个小区，而不是用当年的眼睛。书名在我们两人之间，还是一个小小的私人项目；我们一起定位上海，已经好几年了。这本书描写的这座城市，是我们一同走过的几座上海之一。我感激那份陪伴和那双眼睛，这份感激超出了致谢页能装下的分量。
最后是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和哥哥，他们等得比他们本不该等的时间更长。我的父亲，他教会我问那些问题，而等我终于学会了用恰当的话去问他时，他已经不在，无人应答了。这本书里最难写的几个段落，无论隔得多远，都是写给他的。
事实、判断与解读上的错漏，都是我的。这本书，比没有上述这些人时它本会有的样子好得多；也比他们有理由期望的样子，要差一些。
——诺恩·阿卡拉
曼谷，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