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心的社区

你可以从静光里（假名，译名）旁边走过，却看不见它。在搬进去住之前的那几年，我自己就走过很多次。这个小区坐落在上海一条最喧闹的商业街上，一道钢门嵌在一长溜砖墙之中，门的位置离路边恰好隔开那么一点距离，于是那堵墙看上去像另一幢建筑，而不是一百九十八幢房子的入口。行人从它旁边走过。游客从它旁边走过。它身后那些高楼里的上班族，大多数从未进去过。[1]

然后，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位穿着睡衣的老妇人从门里走出来。

她正要去菜市场。她走得很慢，贴着左边的墙走，因为人行道上满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而一位七十出头、拎着小包、拉着绿色购物车的老妇人，不会汇入上班族的人流——她贴着人流旁边走，就像从前行人贴着电车旁边走一样。她照自己的节奏横穿那条小马路，对一辆急刹让她的送货电动车视而不见，然后绕过一个银行大楼的拐角消失了，目的地是那个菜市场——就目前而言，它还被藏在东边两个街区的停车场后面。在她身后，又有三位静光里的住户从门里出来。一位穿着睡衣。一位穿着一身像是1980年代的运动服。一位穿着冬装外套，尽管现在是五月。

如果你站在马路对面，透过那道重新修过的铁栅门往里看，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上海中心城区最缓慢的景致，被上海中心城区最昂贵的人行道框起来。一个八十岁高龄的街区，嵌在一座大多数日子都巴不得它不存在的城市里。

站在那儿，最自然要问的是那个经济问题：这东西怎么还存在？到2014年，静光里所占的地，每平方米的价值比伦敦梅费尔某些地块还高。它的198幢房子，平均每幢不到一百平方米，而且自1949年以来，大多数已被隔成三到五户人家。这笔算术冷酷得很。按照1990年代初以来支配中国城市再开发的每一条规则，这个小区本该在十八年前被拆掉，代之以三栋高楼。按照支配全球房地产市场的一切规则，那个躲过拆迁的小区，如今住着的本该是买得起它的人。然而这里却有一位穿睡衣的老妇人，在一个星期二上午九点半穿过它的大门，去往那个六年来一直被这座城市悄悄试图关闭的菜市场。[2]

最简单的回答是：地方政府尽管身不由己，还是学会了保护。在上海，这个回答至少在不少地方部分成立。外滩。老犹太区。前法租界里几处精心挂着标签的角落。但一到你走进静光里的大门，这个简单回答就站不住了。里面的房子，按任何技术意义上的保护标准，都不在它们应该在的状态。屋顶漏水。浴室是共用的。厨房盖在了原本是院子的地方。内墙在我认识到的每一位住户的有生之年里，至少被移动过两次。这个小区在外表上被保护着，在内里被改造着，而这种改造并不是保护手册所描述的那种细致的、忠于年代的翻新。这是那些需要更多储物空间、于是自己动手搭建的人们的改造。[3]

另一个简单回答是：静光里被绅士化了——被那些付得起足够价钱、好让房子立着的高收入住户接管了。上海别处确实有这样的项目。静光里不是其中之一。这里三分之二的住户年过六十，退休了，靠微薄的养老金过活，自七八十年代单位制度把这间屋子分给他们起，就一直住在同一间房里。他们不是绅士化者。真要说的话，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绅士化者的房东——他们把自己后面的房间租给那些慕「地道」里弄之名而来的年轻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幸存者，是那一系列政策决定的幸存者，而那些政策决定在他们在世时，从不曾以他们的利益为念。

所以，静光里的存在，既不能由保护来解释，也不能由绅士化来解释。它由第三样东西来解释，而这就是本章——也是全书——的主题。静光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过去二十年间，小区的住户们通过不断试错、在弄堂里相互商量，摸索出了一套办法，让这座城市三种彼此竞争的逻辑相互拆台。保护逻辑、再开发逻辑、绅士化逻辑，一个一个被拿来对付下一个，于是留下了一小片缝隙。住户们学会了活在这片缝隙里。他们学会了在该上镜的时候上镜，在该隐身的时候隐身。他们学会了靠全球旅游经济收租，却不让它夺走自己的房子。他们学会了——这种政治上的老练，我是后来才意识到其非同寻常——把自己摆成国家关怀的对象，让他们不容易被驱逐，与此同时，安安静静地在自家院子里加建厨房。

离外滩一百码

第一个带我去静光里的朋友，是2011年认识的、一位上海土生土长的同事。关于这个小区，他常讲一个笑话，显然讲过不止一次。他会朝大门做个手势，压低声音，用近乎舞台耳语的腔调说：

「上海是中国的中心。中国是世界的中心。静光里在上海的中心。所以——」他顿一顿。「所以，静光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然后他会笑，他的朋友们也会笑，而下次我们再从门口走过时，这个笑话又会挂在他嘴边。这个笑话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没人全信，也没人全不信。站在上海中心城区最繁忙的人行道上，身后是一百年英国建筑遗产，眼前是一千亿美元当代中国资本，「世界的中心」这句话，你没法彻底否认；可它也不是你会写进书里的话。

本章是把这个笑话当真到足以拿它当标题的地步。尽管它是笑话，尽管它带着挤眉弄眼，尽管我的朋友每次说出这句话时都带着显而易见的地方自豪感——在某些意义上，静光里这套小算术，的确在一个街区的尺度上，复现了当代全球城市几套更大的算术。还有哪里，八十年的公房与每平方米一万元人民币的零售街区只有一墙之隔？还有哪里，一个十年的工人阶级，把自家曾经的住房的后屋，租给下一个十年的工人阶级？还有哪里，一座城市的中央保护街区，不是一处国家纪念碑，而是一百九十八幢为一种全然不同的帝国建造的工人联排屋？「世界的中心」这个笑话，无意间指向了一种真实的直觉。静光里很罕见。但它并不独特。

静光里占着上海一条东西向商业大动脉南侧的一个整矩形街区。南面，隔着一条小马路，是一家豪华酒店。东面，是一幢高层办公楼的山墙，它的底层开了两家咖啡连锁店和一家瑞士银行。西面，是一家百货商场的后卸货台，那家商场卖的东西没有一样低于三千元。北面，静光里那条长长的总弄堂出口处，是一条较小的住宅街和一所小学，小学再过去就是高架路——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条高架路都标示着静光里所在的公共租界与更远处的法租界之间的边界。[4]

这个街区属于上海人——即便到了2013年，他们仍会随口称之为城市「上只角」（shangzhijiao）的那片城区。这个词有一部分是地理的，有一部分是历史的，还有一部分是势利的。上只角是上海市中心的那个部分：在1842年被迫对洋开放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八九十年里，它先由英国人开发，然后由法国人和美国人开发。下只角（xiazhijiao），大体上就是除此之外的一切。年长的上海人至今仍把这个区分当作有道德意味的区分。年轻一代被问起时，会告诉你那是遗物，同时却继续照旧生活，仿佛它并不是遗物。[5]

换言之，静光里所在的这片上海，外国过去最为稠密，通商口岸商业建筑的印记最深，而且——这并非巧合——也是经济改革进入中心城区以来二十五年间被再开发得最猛烈的一片。同样绝非巧合的是，幸存的里弄也集中在这一片。要解释这三样东西为何挤在同一条平方英里之内，就等于解释静光里到底是怎么存在的。而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得把时钟拨回将近两个世纪。

英国的建筑形式如何变成中国城市

那位穿睡衣的老妇人并不是靠年份来认识这段历史的。她靠的是她的墙——哪几堵是承重墙，哪一堵原先是客厅、后来隔成了三户人家的三间屋。年份解释了那些墙。

到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已经成了外国商人进入中国最方便的入口——他们一度被自己的成功所击败。鸦片战争以一系列条约告终，迫使清帝国把少数沿海口岸城市的治权让给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治外行政。上海是这些租界中最大的一个。1842年条约签订后十年之内，这个长江口原本中等的、有城墙的市镇开始膨胀——先是涌进外国资本，然后涌进外国劳工，再然后是远为庞大的中国劳工潮，他们干的，是外国劳工不愿干的活。[6]

英国人先到，随身带来了他们的规划本能。他们在三角洲平坦的地貌上强加了一套矩形网格。他们建起了煤气灯、有轨电车和铺装道路——一代人之内，这些就让上海的天际线显得明确地现代。而随着城市的商业繁荣，他们也遇到了半个世纪前英国城市遇到的问题：工人住哪里？怎样又快又省地给他们盖房子，而且要盖得合于新的城市网格？

他们的回答是一种杂交。他们把英国的联排房屋——那种横贯工业化的英格兰中部半个世纪的狭长、共墙的建筑形式——塞进矩形的租界街区。他们沿每个街区的临街外围布置一圈略大的商业单元，把联排房屋藏在它们后面，沿狭小的内弄排列，经由带门的开口出入。结果是封闭的小区：外面是店铺，里面是住家，一条内弄网络把所有东西连成一体。这种门与弄的布置，中文叫作里弄（lilong）；那些房子本身，因弄口石框大门的缘故，被称为石库门（shikumen）。[7]

上海版的英国联排房，有两件事使它不同于英格兰的原型。第一，房子朝南，而不是隔着一道共用弄堂面对面——这是对本地坚持向阳的适应，而它反过来又模糊了英国人前后之分。「前」面朝着光，「后」面朝的是下一排房子的背面。做饭、洗衣、妇女的日常活计，都搬到了弄堂里。弄堂成了小区的社会脊梁。第二，最初的上海里弄带一个小小的前院，夹在朝南的大门和弄堂之间。这个院子在当年建造时就被视作奢侈，在后来更密集的开发中越缩越小，而二十世纪一旦开始把房子分户，它几乎总是最先被圈占起来的部分。

到了1930年代——这座城市商业巅峰的时期，所谓「东方巴黎」的时期，孕育了《上海滩》、也孕育了全世界对民国时代上海大部分大众记忆的那几十年——城里的里弄房子已超过二十万幢，约三百万人住在里面。里弄不是许多选项之一。里弄是大多数上海人居住的形式。在那些年代，对大多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住户来说，说「我住在上海」，就等于说「我住在里弄里」。[8]

1949年之后，新的共产党政权把城市私有住宅收归国有。大多数富裕的原业主——其中许多人与败北的国民党走得近——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台湾或西方。他们遗下的房子，由工作单位（danwei）重新分给本单位雇用的工人。过去一家人住的房子，如今要住三、四家人。客厅被砌上了墙。锅碗瓢盆搬进了走廊。里弄不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住房，而成了单位几乎要安置的所有人的住房。1949年以后没有再建过新的里弄——党认为这种形式在美学上可疑，在意识形态上因与外国资本沾边而受污染，在结构上又不如他们所偏爱的、受苏联启发的六层楼无电梯公房高效。[9]

然后，1980年代初期起，是第二次大抹除。随着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推进到上海中心城区，里弄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问题。那二十万套为三百万居民建造的单元，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远远容不下这座城市的一千一百万人。[10]房子旧了。浴室从战前就没有再翻修过。它们所占的土地，忽然间用来盖高层公寓比盖低层联排房更值钱。根据现有最可靠的规划估算，1985年至2010年间，上海中心城区幸存的里弄，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被拆毁。[11]它们大多被内城的无电梯公房、更外围的高层公寓楼，或者如今主宰上只角天际线的商业高楼所取代。

剩下的里弄之所以幸存，原因不外三种：它们被正式列入保护名录；它们离某座已受保护的外国建筑足够近；或者，出于某种地方性的政治偶然，它们干脆被跳过了。静光里属于第一种。它于2004年得到保护——那一年，地方政府把保护名录从单体建筑扩展到了整个历史风貌保护区——这也是这个小区在我搬进那间亭子间的那一天依然还立着的唯一原因。[12]

历史学家卢汉超（Lu Hanchao）曾论证，严格说来，里弄并不是一份中国的建筑遗产。[13]它是一种外国形式，中国人学着住进去，学着学着，就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个说法，比多数官方保护话语所愿意承认的更加接近真相。里弄是英国人给中国劳工盖的住房，盖完就把它们忘了，然后眼看着中国劳工把它变成了一份百年的民族志记录——记录一个工人阶级的人口，如何在一幢不是他们设计的建筑里过日子。

门内

门内，你最先看到的是弄堂。

静光里的主弄南北贯穿整个小区，大约有两个首尾相连的足球场那么长，宽七米。从这条中央脊柱上，东西两侧分出十一条较窄的支弄，每条宽五米，每条通向一排大约十八幢连体房屋。按角房怎么算的不同，总共是一百九十八幢房子。小区南侧沿围墙还有二十个商住两用单元，大门在那里朝繁忙的街道敞开；到2013年，这些单元大多已经关门，旧的店面拉上了卷帘，或改成了物业（wuye）公司的办公室。[14]

每幢房子最初都是按单户三层联排房建造的，设计容纳两到三人的家庭。等我2013年到达时，每幢房子都在居委会登记为平均五户人家合住的住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整个小区1932年建成时住着大约五百名居民，1949年时差不多涨到了三倍，到2013年是3172人，其中438人像我一样登记为「非本地」居民。[15]这笔算术没有显示出来的，是它在单幢房子层面造成的密度：从建成时的两三位居民，到五个完整的家庭，各自合用一间厨房、一间浴室，全都挤在同一具三层的壳子里。

小区在1930年代早期建造之前的历史，是通商口岸土地利用的一小段考古。据一位祖父祖母1932年买下房子的人士说，这块地原本是一个家族的坟地，那个家族十九世纪初从珠江三角洲迁来上海。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取得了周边土地之后，这块清理出来的地皮曾用作马厩，为一个直到1940年代还在附近运营的赛马场服务。1920年代早期，一位邻省的中国大亨买下马厩，建起了这个小区——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里住过外国公司的高管、位高权重的政客、两位电影导演、好几位医生，还有寥寥几位教育家。[16]1949年以后，那些最初的住户要么逃离，要么财产被没收，单位制度把工人阶级住户安顿进来。[17]

现住户中三分之二算是「老住户」——要么在共和国最初十年搬进来的，要么后来在七八十年代部分改革中彼此换过房的。白天弄堂里看到的，大部分是这些人。他们多半是退休者。早上他们在主弄里来回走，锻炼身体。他们在弄堂里给花草浇水。他们洗衣、晾衣。[18]他们用装在门口的小型露天炉灶做饭。其余三分之一是租户：学生、年轻专业人士、外国访客、来自安徽、四川和河南的外来务工者，还有——尽管更少见——一些年轻的上海本地家庭，他们想住得节俭一些，好让父母少花点钱。

我在其中一幢房子二楼楼梯转角处租了一间小小的「亭子间」（tingzijian），正对着一个入口大门上方，每月1200元——当时折合大约两百美元。我把这事告诉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中了彩票。一位当地大学的33岁同事，她自己1980年代就在类似的小区长大的，对我说：「哇，你好有钱。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学生呢。」

我们俩都对，某种意义上。按曼哈顿或伦敦市中心的标准，这房租几乎等于白送。按几乎任何其他标准，这房间就是个鞋盒：大约四米乘二米，只有一扇小窗——朝南，在这类房间中颇为少见，因为我那一排背靠大街而非另一条弄堂——没有独立的厨房或浴室。厨房，我跟楼下另外两户人家合用；浴室，我跟五户人家合用。走廊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通风；十月到三月，我盖三条毯子睡觉；五月到九月，我睡在地板上。

亭子间在上海文学中有一段特殊的历史；第三章会讲。从我自己的亭子间窗口，我可以清楚看到大门、主弄，以及本书其余部分将要介绍的住户们缓慢的日常往来。

上只角，下只角

自1990年代以来，拆除静光里的压力一直存在。它并不连续，也并非总是协调一致，偶尔还会有反压力应声而起，保住了这个小区。但那压力从未真正消失。

到2014年，静光里所在的土地，按市值评估，足以让任何能把住户清走的开发商，从一栋商业高楼替代品中赚得盆满钵满。持有周边地区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开发商，在我这些年往来上海期间，做过几次正式的尝试，大概还做过更多非正式的尝试，去谈成一次清空拆迁。没有一次成功。

大体上，地方政府想为一个再开发项目清空一个居民小区时，手里有两套策略。第一套，是住户们所谓的「一包到底」（yidaibao）策略。政府与整个小区一次性谈判，定出一套搬迁安置方案，向每户开出同样的条件。这是住户们更偏爱的策略，因为它让集体谈判更容易。要是大家都不松口，人人都拿到同样的条件，而这条件通常还不差。

第二套是分而治之。政府的代理人私下接触少数几户人家，开出一套比集体方案更慷慨的个人方案，然后指望这些人家最终公之于众的满足感——一种靠口口相传的满足感——来撬开集体的坚拒。一旦有几户接受了优厚条件，其余的人就会得知某些邻居拿到了更好的条件，谈判立场就此瓦解，各家各户开始私下达成协议，以免沦为最后一个。[19]

静光里的住户们为这两套策略已经准备了十五年。几乎总是这样：地方政府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选定了一套，住户们就先知道了正被使用的是哪一套。他们知道小区里谁被接触过、开出了什么条件。他们一家一户地知道，周围三个街区每一笔近期可类比交易的每平方米地价。他们以惊人的细致程度，知道过去十年每片被清空的小区拿到的搬迁安置方案是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上海房地产法律的了解，比一般基层官僚还要多。

这种知识不是偶然得来的。它每天都在小区的公共小空间里交换：主弄西侧那道砖砌的晾衣墙，每个星期二大家都到那儿晾被单；那家卖彩票的街角小店；大门旁那条长凳，晨间的常客坐在那儿读报；第八排楼南边的平台，上了年纪的男人每天下午在那儿下象棋。这些空间是政治的。小区面临的威胁的信息，在这里流通、被检验。住户们从不召开正式会议，却在这里集体决定，这个月的谈判立场将是什么。

当这套流通运转良好时，年长住户们会说出一种特别的句子。大意是这样：「我听老王说，延安东路那个高层小区的人，搬迁每平方米拿了八百。我们不该接受低于九百的。明天物业的人要是来，让你儿子别跟他们说话。」这句话，或者某个近似的变体，在我田野调查期间被说了几十遍。这就是这个小区政治生活的运作语言。[20]

尽管带着家常的气息，这句话的政治老练程度，也超出了大多数研究中国城市居民行为的学术论述所能预料的。把城市中国居民视为国家权力的被动对象的图景——我抵达时从大量文献中带来的图景——是我的田野调查拆掉的第一幅图景。[21]我渐渐相信，这幅图景之所以被拆掉，是因为静光里的住户拥有周边高层小区住户所没有的结构性优势。他们住在遗产里。地方政府既然已经把小区的立面定为保护对象，就不容易在招致一场公共保护难堪的情况下，下令整体拆除。从外面看像是国家主导的保护，从里面看，是城市空间经济的一种特定构型——在这种构型里，住户们慢慢、集体地学会了比系统读懂自身更好地读懂系统的矛盾。

住户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利用这一点。过去十年里，他们养成了一种直觉，知道哪种扰动算「破坏遗产」——这是物业（wuye）挂在嘴边的说法——哪种扰动，物业在结构上被迫容忍。住户们非常小心，只犯第二种。他们在自家院子里加建卧室，但从不上屋顶。他们把卫星天线装在与街道相背的房屋一侧。他们租出后屋，但不租前面的客堂。他们让浴室门上挂着那道帘子。简而言之，他们该多显眼就多显眼，正如遗产所要求；该多隐身就多隐身，正如自己的利益所要求。

真正的上海就在街上

搬进静光里的头几个星期，有人给了我一条忠告，此后十六个月里，我会一遍又一遍地收到它。忠告来自一位姓张的长者住户，他是2011年我最早的报道人之一，习惯把自己住的街区说得好像不太值得我花时间似的。

「你应该去新天地看看，」张先生说。「想看真正的上海，你得上那儿去。」

新天地是静光里以南大约两公里处的一个前里弄街区。2000年代初期，一家总部在香港的开发商和一位名叫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的美国建筑师把它重建了——几乎是从地基上整个重建。结果，是一个为看起来像老上海里弄而设计的高端零售餐饮区。砖是新砖。灰浆是新灰浆。店面里是卡地亚和星巴克，还有一大群为上层中产消费者定价的酒吧和餐馆。场地先前建筑中的少数原始构件被保留下来，但那里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复制品。[22]

田子坊，张先生会叫我去的第二个街区，故事不同，效果却类似。田子坊原来是一个活着的里弄街区，从1990年代后期起，底楼的单元被改造成小美术馆、设计精品店和茶室。到2000年代后期，它成了这座城市游客最密集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到2010年代中期，从前住在店铺楼上的人，大多已经卖掉或出租了他们的单元；到那时，这个街区已是一个运转中的旅游目的地，披着运转中的住宅街区的建筑外衣。

换句话说，我遇到的每一个上海出生的报道人，几乎都会把我指向这两个街区，说那就是「真正的上海」。而这两个街区的主要住户，都不是静光里那种住户——年长的、工人阶级的、七十年代起就住在这儿的——可静光里才是我真正住着的地方。

这个谜不只是个障眼法。我渐渐想明白，我的上海朋友们让我去新天地和田子坊，不是因为想骗我，也不是因为不经思考就买下了开发商的营销。他们没有。他们一清二楚，新天地是新的。他们是看着它建起来的。我好几位年长的报道人，就是从新天地原址上那个旧里弄街区被迁走的。他们知道。可他们还是把我往那儿送。他们把我往那儿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新天地和田子坊是适合把外国人送去的正确地方。

普通话里有一个古老的社会用语，说的正是这种判断在做的事。这个词就是面子（mianzi）。面子，是一笔交易以怎样的方式在众人面前进行，从而赢得的或失去的东西。它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座城市的声誉的公共表面。面子不完全是荣誉。也不完全是形象。它是一种精心维持的、持续不断的呈现——呈现一张社区愿意拿来接受评判的脸。

我认为，张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把我从静光里支去新天地，是在替我管理这座城市的面子。他们看得出我是什么人——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外国研究者，来这里写上海的——他们希望我写的上海，是一个不会让他们难堪的上海。他们自己真正住着的上海，屋顶漏水、浴室合用、清晨六点争论谁家晾的衣裳占了哪根晾衣绳，那不是他们想让我写出去发表的上海。新天地的上海——干净、亮堂、上镜、不丢人——才是。他们说新天地就是真正的上海时，并不是在撒谎。他们是在替这座城市，演出一种特定的策展行为。

这不是上海独有的现象。任何城市的居民，都会以某种方式管理他们居住之地的国际呈现；纽约人对待游客也是这套做法，只是说法不同。上海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面子工程和遗产工程以惊人的精确度重叠在一起。住户们把外国人推向的「真正」上海的那些地方，恰恰是那些被最激进地重建得看起来地道的地方。在他们的叙述里，这种重建不是对地道的背叛。对许多住户来说，它正是地道的生产。一个精心重建、看起来像1930年代里弄的街区，比真实幸存下来的1930年代里弄更具上海味——因为重建的那个版本，才是这座城市愿意拿来接受评判的版本。

普林斯顿大学的策展人、上海建筑史学者凯瑞·刘（Cary Liu），把这座谜的建筑面讲得干净利落，是我见过的任何人中最干净的：

「新天地被改造为一处生活方式中心，配有高档住宅以及店铺、餐厅、咖啡馆和酒吧，被称作一项历史再开发项目。它极为成功，成了中国其他城市历史再开发的样板。然而，整个项目区域几乎全都是新建工程，只融入了原历史建筑中的一些构件——那是穿越时间移植过来的建筑构件。新天地由总部位于香港的瑞安集团开发、美国建筑师本杰明·伍德设计，保留着上海过去的一副形貌。」[23]

「上海过去的一副形貌。」这是个审慎而准确的措辞。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大多数上海人所说的「依像」（yixiang）——「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在中国城市生活中，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并不是对本来就是那么回事的背叛。在许多情形下，看上去像那么回事，正是「就是那么回事」的含义。

设计新天地的美国建筑师本杰明·伍德，为这个项目标志性的弄堂生活寻找灵感时，并没有参照任何中国先例。他从中意大利的中世纪山城取材。新天地那些狭窄、蜿蜒、偶尔铺着卵石的小巷，两旁是咖啡馆、餐馆和酒吧——按建筑师自己的承认——是以锡耶纳周边的山村为模型的。开始设计之前，伍德从没去过上海。当代中国最成功的「被保护」里弄，就其基本的设计参照而言，是一座托斯卡纳山村。

当代旅游经济中的「真正的上海」，是一座由世界主义的参照材料拼装起来的上海，由香港资本出售，由一位透过中世纪意大利的视角想象它的美国建筑师设计，然后被上海住户们维护为真货——因为就眼下而言，它正是这座城市同意去表演的那种「真」。那不是地道的失败。那就是2010年代上海市中心的地道所成为的意义。

星期三曾经是什么

我2013年秋天初识刘太太时，她七十二岁，从1955年起就住在静光里。她小时候随父母和两个哥哥搬进来，住进一幢此前由一户外籍工厂经理家庭独占的房子。一天下午，在她家的前院里，她给我讲这个小区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如何自行组织；等她讲完，太阳已经移过了两家邻居的晾衣绳，她也喝掉了大半个热水瓶的茶。

「我们这些1950年代搬来的人，大多数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她说。「正因为这样，我们至今还互称同学（tongxue），虽然我们已经六十年没当过学生了。」她笑了。「我们大多数人还在同一个单位（danwei）工作。我们在这里读书。在这里住。在这里上班。在这里结婚。有三十年，小区里所有的女人每个星期三早上都会聚到一起，打扫弄堂和支弄。我们一边拖地一边聊天。我们交换新闻。交换笑话。当然，也交换八卦。我们大多一直住在一起，直到1990年代后期，许多同学开始搬走，只有过特殊节日才回来，或者回来向租住自己老房间的人收租。现在，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忙着过他们的现代生活。」[24]

请停一停，想想星期三大扫除。至少还有八位静光里的女性，年龄都与刘太太相仿，向我讲过这个仪式，细节上的差异非常小。有人说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三。有人记得一种特定的肥皂；有人记得一种特定的扫帚。她们全都记得聊天。她们全都把大扫除记作这个小区至少三十年里最重要的社会技术——那是一周里的某个时刻，家家户户的女人同时来到弄堂里，做着同一件事，得到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许可，可以谈论她们想谈论的任何话题。

星期三大扫除不是一种偶然的仪式。正是它，让七百个成年人彼此知道对方孩子的名字。正是它，让谁病了、谁没病，谁添了孙子、谁还没有，谁正和儿媳闹别扭、谁又和好了——这些信息在三千人的居住社区里流通，而无需任何人打一个电话。正是它，构成单位与高层小区之间的差别。[25]

星期三大扫除没有幸存下来。刘太太的「同学」网络也没有。到2013年，组织大扫除的女人们大多搬走了，弄堂改由雇来的安徽籍外来务工人员按某种没人留意的周中轮班清扫，小区那套一度靠拖把和闲话维系的制度化信息网络，收缩到了仍住在小区里、还能走得动的人身上。信息仍在流动。只是流得更慢。它会漏掉人。这个小区对自己生活的了解，不如1985年时那么清楚了。

静光里正在外表上被保护。它没有在内里被保护。外表——砖墙、大门、灯笼、弄堂里的卵石——一直被精心维护，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还进行过一次大翻修，依据一场口号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运动。这场运动给砖墙重新勾了缝。给大门重新刷了漆。重建了门楼。它赶在世博外国游客到来之前，让这个小区变得上镜。至于那些散发着霉味的走廊、五户人家合用的浴室、因没有厨房空间而堆在弄堂里的三十年老冰箱、还有那些从前星期三早上一起打扫的女人的网络——它没有做任何事，也不能做，从没被要求做，按它自己的逻辑也没有理由做。[26]

这个小区被作为一副立面保存了下来。社区被容许变薄。剩下的住户，用这两者之间——遗产的表演与真实的生活之间——的缝隙，过成了他们现在的日子。他们靠遗产的表演收租。他们在内里，生活在一个正在收缩、但还没有坍塌的社区里。

本书的其余部分，讲的正是他们所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