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男人的意义

本章从一个周日下午的人民公园写起。人民公园在静光里以西大约一公里，过去二十年里一直是上海露天婚恋市场的主场地。

如果空气尚可——在上海，这也意味着细颗粒物浓度不算太高——周末下午，结束了一周的里弄闲谈，我有时会走出静光里，经过彩票亭（我常在那儿遇见严阿姨），汇入城市里平常的人流。从北门往西约二十分钟，就是人民公园。这片园子原是通商口岸时代的赛马场，共产党政府把它改造成了公共绿地。[2] 年长的上海人还记得高度社会主义年代里同志们在这里相会：那时家里没有谈恋爱的空间，情侣们合坐一条长凳，几乎没有私密可言。平日公园里多是坐着、走着、聊天的老人。到了周日，另一种体制便接管了南角的一片人行道——本地人叫它相亲角（xiangqinjiao），外国记者更常称它为上海的婚恋市场。

婚恋市场严格说来并不是市场。这里什么都不会易手。实际发生的是：每个周日下午，几百个父母——几乎永远是父母，几乎从不可能是待婚的儿女本人——聚到一起，为自己未婚的成年子女摆出一张张手写的小广告。广告的格式出奇地统一：孩子的年龄、身高、学历、职业、月薪、hukou（户口）状况、婚史（几乎总是：未婚，无子女）——而每一张告示的顶部，用比其他任何字都大的字号写着：孩子有没有房。不少纸张的下半截，列着对另一方的要求（yaoqiu）：年龄范围、收入、身高，还有——通常又是——住房。纸的底部若出现四字短语 fei cheng wu rao——大意是「非诚勿扰」——意思便是：达不到所列条件者勿近。这些条件常常（即便不是总是）是：上海户口，以及有房。我去的次数多了，新鲜感退去，这种格式里的残酷变得稀松平常——田野工作通常正是从这时开始有用。[3]

「有无房产」那一行是关键。别人的告示摆在面前，父母们第一个读的就是这一行。他们写自己家的告示时，也慎之又慎地把这一行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有房的孩子，是结得了婚的孩子。没房的孩子，按这个市场审慎却不含糊的逻辑，路会很难走。[4]

游客端着相机穿来穿去。收费的媒人在边上揽活。她们不是高度社会主义年代那种不收钱的介绍人（jieshao de ren）——那年代的介绍人，是阿姨、叔叔、领导、老师，一次成功的撮合能给他们带来尊严。如今的条件，催生出一代收费的 hongniang（红娘）。父母们就在成百上千好奇围观者的眼皮底下交换电话号码。儿女常常不在场；有时他们根本不知道父母来过。跟赵太太一起去的那些周日，我学会了站在告示稍后一点的地方，也学会了谢绝那些想把我拉进「库存」的媒人。这个市场不是博物馆。它是父母焦虑的公开劳作；一张外国面孔能改变这场劳作的温度，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其中。我认识的一位媒人朱老师，把这种平常的安排说得毫无浪漫可言：孩子们知道，带回家的人必须父母点头；许多孩子经济上不独立，所以他们会听；正因为这样，他的大部分客户都坦承，自己的孩子知道父母是替他们坐在市场上。

我第一次从公园回到静光里，向邻居提起这件事时，每个六十岁以上的受访者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中很多人当年也是通过类似的过程认识配偶的。如今这个市场，表面上看很传统。父母们一再告诉我，骨子里，它是当代压力的回应：子女红红火火地忙，工作时间长，住房的门槛高得让父母觉得，由他们来牵线是帮忙，而不是管束。

我曾多次陪着赵太太走过这个市场。第一次是2013年秋天，她问我愿不愿意在某个周日午后陪她走走。当时，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两点半左右到，市场已经热闹起来。纸片有的夹在雨伞上，有的贴在包上，有的装在塑料文件袋里防风。赵太太慢慢走着，读告示，偶尔停下来，跟以前周日认识的某个家长聊几句。大约一个小时后，她在公园边上的一张水泥小凳前站住，问我喝不喝她保温杯里的热水。我喝。我们喝着水，她开口了，语气平淡得像是提起天气：「我每个礼拜天都来这里，为了我儿子。」

这一章写的是她的儿子。我称他为赵先生。这个名字是化名。赵先生这个人物，由一位主要访谈对象和一小撮相近的案例拼合而成——这些案例的细节若合在一处，会把某一户人家辨认得太清楚，不适于写进一章如此私密的文字。拼合不等于虚构。会暴露他身份的具体身世细节，我作了改动；故事的形状没有动。[5] 2014年初，经赵太太煞费苦心的引见，我认识了他。他当时三十一岁，有大学文凭，在一家国有保险公司工作，职位稳定，却说不上出众。按上海市中心婚恋市场的标准，他的薪水处在「可接受」档次的低端。严格说来，他不拥有任何房产。父母住的那间房——静光里一幢里弄住宅二楼上一间四米乘五米、从前的主卧——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2014年时，他睡在这间房里隔出的一半，隔板是父亲在赵先生大学毕业回家时搭的，薄薄一块木板，够不着天花板。从那时起，他断断续续一直睡在隔板后面。

本章跟随接下来发生的事。这是全书最难写的一章。其余各章一直描述着的住房制度的代价，在这一章里，最重、也最个人地落在一个人身上。

赵太太谋划婚房

我认识她时，赵太太为儿子婚事做的计划已经有好几年了。2010年，赵先生满二十七岁——按上海母亲们的传统，这正是该开始认真发愁的年纪——她开始琢磨这件事。此后再画、再改、再调整，反复了无数次。我第一次在她房间里坐下来（赵先生上班去了，赵老先生在小起居间看电视）的时候，这个计划以三种形态存在：一摞宜家图册，相关页折了角；一张手绘的方格纸平面图，折好夹在图册里；还有一张铅笔写的费用估算表，列在信封背面。

「让我儿子搬出去住，行不通，」她告诉我。赵家是六十年代搬进这间房的。这是全家唯一的房产。把他留在家里，是唯一经济上可行的选择。我也感觉到，把独生子留在身边，这个念头本身让赵太太心里最舒坦。那就意味着，三个人生活的空间必须重新安排。居中那一片起居区，要划出一块作这对新人的房间——hunfang，婚房，新婚的窝；虽然在这里，它不过是一间房。

赵太太不只是嘴上说这个计划。她带我走进那间真实的房间，一步一步指给我看。她会抱出厚厚一摞家具图册——她最喜欢宜家；那时候上海有好几家宜家分店，主导着和她家境相当的住户的家装——然后指着折了半页作记号的那些椅子、桌子、沙发、台灯，问我怎么看。她不止一次，用她认定适合请教建筑师的郑重口吻说：「你觉得我的方案怎么样？你是建筑师，欢迎提意见。」那些图册，是有页码的希望。[6]

作为微型建筑，这个方案既朴素又巧妙。赵家的里弄房间层高三米——按赵太太的估算，足够在房间后三分之二处架一层半个高的隔板层，用一把可折叠的梯子上下。隔层将作赵先生和他未来妻子的卧室。赵老先生和赵太太继续睡在底层，还是1985年就睡的那张床。厨房、卫生间、走廊照旧共用，一向如此。那面曾经充当赵先生卧室的薄木板要拆掉。角落里的书架——赵先生心爱的书架——也要拆掉。原处放一张小梳妆台、一面镜子——赵太太相信，每个新过门的儿媳妇都会盼着这个。我问她儿子舍不舍得，她不悦地说：「他要那个书架干什么。就是书读得太多，才没有女朋友。」

隔层能给房间增加五到八平方米的实用面积——大约够放一张大双人床和一张梳妆台。按她信封背面的估算，总费用大约一万七千元。赵家用积蓄就拿得出这笔钱，不必借债。长辈和新婚夫妇共用设施。这个安排对谁都不方便。她相信，这是唯一的出路。靠老两口的退休金和儿子的薪水，在上海买新房，钱上说不通。

历史上，静光里大约三分之二的房间，都曾一度作过这种 hunfang（婚房）——在长期短缺的条件下，从父母房间里割出来的一块婚姻空间。赵太太不是在发明一种传统。她是在尽力让留给她的唯一那种传统，显得足够现代，配得上一个已经不再接受它的婚恋市场。[7]

而这个方案，作为婚恋市场上的「定位」，几乎注定是拿不出手的。2014年的上海市中心，婚房不是父母房间里的一层隔板。婚房是独立的一套公寓。婚房有自己的厨房、自己的卫生间。理想的婚房，产证上写的是你自己的名字。

赵太太知道这些。她年年都去婚恋市场。儿子在人民公园的告示上会是什么前景，她心里清清楚楚。但她已经认定，隔层方案是这个家诚实做得到的最好计划；她的本分，就是把这件事做到最好，然后相信儿子会找到一个觉得这隔层可以接受的儿媳妇。「有些姑娘要求不高，」她告诉我，「她们要一个好人，一份稳定的收入，一间干净的房间。她们不需要高楼大厦。」她说这话时很坚定——像一个早就决定好要把希望当作一种纪律的女人。

这项劳作每周都在进行，儿子几乎看不见。图册的页码折了又折。她决定把梯子挪到另一面墙，方格纸上的图也跟着改。她用一把收在饼干盒里的软尺，量房间后三分之一的空间。她在不同的下午问我：白色的床架会不会让隔层显得大一些；折叠桌能不能兼作书桌，给一个可能也要上夜班的儿媳妇用；宣布正式见面之前，共用的卫生间是不是该换一块新帘子。她心里有一本不间断的口头流水账，记着小区里的桩桩婚姻：谁家儿子娶了个浦东的护士，谁家女儿搬进了产权公寓，哪个房东拿「我儿子要结婚了」当借口涨租或清走房客。跟媒人商量怎么把住房说得既不失实又过得去，这样的谈话都安排在周中的晚上，等赵先生已经回到隔板后面。周日的公园之行，是拿别人家的告示，和自家孩子的告示做比较——身高够了，学历够了，薪水勉强，住房是她一直想用更好听的话去包扎的那道伤口。偶有几次，我被请去吃饭，散席前她总要绕回家具问题，仿佛那是这顿晚饭没做完的功课。无论我们在主弄还是岔巷里碰上，她都会告诉我，儿子对结婚始终提不起兴趣，她心里有多急。她不想让这个「问题」引人注目。去人民公园，是她补救问题、而又不必向每个邻居张扬的方式。

我问过她一次，有没有把计划详详细细告诉赵先生。她顿了顿。「他知道，」她说，「知道个大要。细节不知道。他不想谈这个。他有点敏感。」她又顿了顿，「这几年，对这一切他一直有点敏感。」

赵先生

到目前为止，这一章大半讲的是他母亲的打算；而这一章的主角，是他的人生。

2014年初我们成为朋友时，赵先生是个内向的三十一岁年轻人，有一种安静的幽默感，要相处几个月才露得出来。他在保险公司做中层——一家国有企业的销售支持——按2014年上海的物价，那份薪水每个月能给父母家添一点钱，留给自己几乎什么都不剩。他的大学文凭来自一所体面、但算不上顶尖的学校。他没有债，也没有存款。大学时结交的一小圈朋友，多数已经搬到杭州或深圳，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向来不太擅长恋爱这回事」。在家，他有时帮着晾衣服、从饮水机打水、给阳台上的花浇水。母亲做饭、打扫、打理婚姻这件工程。他更多是听，很少争辩。

他手不释卷。他那一半房间角落里的书架——就是母亲眼中婚房的主要障碍——放着大约四百本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平装书：中国古典诗词、现当代小说、历史，还有一小架精挑细选的翻译哲学著作。他全读过，有几本反复读了许多遍。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书架时，它按主题分类，主题之内再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他从来不按别的次序归书。

和赵先生的一次谈话，比本章任何其他内容都更接近这一章的中心。

那是2014年春末的一个周六下午。赵老先生带赵太太去了城另一头的婚宴；赵先生和我坐在家里那间小小的起居间里，喝速溶咖啡。大半个下午他都沉默。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同事的一件小事，他正读的一本书里的一段话。他放下咖啡，望着墙，说：

「有时候我觉得，我妈把我当成一个没做完的工程。一件需要完工的东西。她不会那样说。可感觉就是这样。」他顿了顿。「我三十一了。工作上不了台面。房间算不上房间。工资也真的让我搬不出去。我想找个人，当然想。可我想找一个喜欢我的人。不是喜欢我这间房的人。」

说完，他自己也为这份郑重笑了，谈话便转到别处。这是我们之间唯一一次，我当场请他允许我记录下来。他答应了。这段谈话记在我的田野笔记里。我改了名字和能暴露他身份的琐碎身世，但那些话是他的。[8]

本书其余部分一直在小心描绘的住房制度，对赵先生来说，是他的整个私人生活被过滤的那层介质。他无法自由地恋爱。婚恋市场会先评估他的住房，再评估他这个人。那套他买不起的房子，是一堵墙，隔在他想要的那种关系，和他实际可能得到的关系之间。母亲周密的计划，无论用意多么良善，都在日复一日地提醒他：这个制度认为他不够格。他已经把这份不够格咽了下去。到2014年，他自己都不确定，究竟想不想结婚。

房子与男性气概

在人民公园，以及每个周日之后那些更安静的谈话里，双方的经济条件是择偶的重要成分。婚姻仍然要求某种近似 men dang hu dui（门当户对）的东西——门与门、窗与窗要般配，社会经济地位要相称。住房坐在这笔计算的中央。

男性尤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压力。女性如果快三十岁还没结婚，就要背起「剩女」（sheng nü）的污名。一个男人三十多岁还单身，则被普遍视为社会意义上的未完成。好几个上海男人对我说过同一句话的不同版本：没有房子，他们甚至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他们夹在两头动不了——一头是伴侣和父母的期待，仍然由「丈夫要撑起一个家」这个观念塑造；另一头是经济环境，靠一份白领薪水撑起那个家，几乎已经不可能。[9]

静光里的老街坊谢先生，女儿已经出嫁。他从另一个方向说出了这笔带性别的住房算术。靠妻子的单位分房名额，他在女儿从大学毕业回来时，弄到一间小小的、阁楼似的房子，作了女儿的 hunfang（婚房）。后来女儿搬去了婆家——那头的条件稍好一点。「我们算运气，生的是女儿，」谢先生说，「像我们这种经济条件的退休人家，要是个儿子，就不一样了……这间阁楼，拿去给他当新郎倌的婚房，太寒碜了。」

上海还在另一个方向上搅乱了「养家男人」这个旧剧本。本地人的刻板印象历来是：上海男人特别愿意做饭、洗衣、分担家务——有时被嘲笑，有时被夸成好丈夫本子。八十二岁的邻居梁先生说得实在：不是上海男人喜欢被拿捏，而是两双手总比一双手强。然而，家里的这份灵活，并没有解开婚恋市场的住房考题。一个男人可以分担家务，没有房子，照样被判定为不完整。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男人开始从旁边闪身。他们不在理论上推翻传统。他们不再去够一个住房市场已经弄得够不着的标准，转而围绕工作、读书、友谊、换个地方落脚，或者干脆不结婚，重建一种行得通的男性气概。这不是口号，也不是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从「有房才算男人」这个剧本里实际地退场。这种退场并不彻底，而且常常孤独。但对有些人来说，它是唯一还能让自己做一个人、而不是做一件失败的房产工程的办法。赵先生的故事装得进这个更大的模式，却又没有完全被它说尽。

两年的相亲会面

从2014年初开始，我跟访了赵家两年。这家人待我很好。我在他们那间小小的厨房里吃过大约二十顿饭。许多个下午，我在赵太太的房间里喝她精心泡的茶。有一次，她把我引见给她一直用的那位媒人。媒人用快捷的职业眼光把我从头打量到脚，问我的 hukou（户口）状况，听我一说自己是泰国人，立刻失了兴趣。

这桩婚事计划在这两年里的故事，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我记下它，正因为没有圆满结局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一章的论点。

2014年春天，赵太太通过媒人结识了一位比赵先生小两岁的年轻女子，看着是合适的对象。女子是上海 hukou（户口）持有人，在一家医院做行政工作，有大学文凭，和父母住在浦东的一栋高层里。媒人安排了一次茶叙，就在人民公园附近一家茶馆，双方父母都在场。赵先生穿一件熨过的衬衫来了，话很少。头天晚上，赵太太排练过怎么描述那间里弄房，而不至于过早说出「隔层」这个词。按赵太太审慎的转述，这次见面「还行」。聊了薪水，聊了医院的班次，聊女子喜不喜欢住在浦东。然后，女方的父母把话头转到了住房。尤其是女方的母亲，她问：赵先生将来会不会继承家里的里弄房？继承关系清清楚楚吗？如果结婚，居住权会不会转到女儿名下？赵太太如实交代了情况。隔层方案就这样摊开了台面——诚实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女方的母亲谢过赵太太的茶，说会考虑考虑。此后，双方再没有见过面。接下来的周日，赵太太照样去了人民公园。她改动了告示上的措辞。住房那一行，她没有改到不诚实的地步。

2014年秋天，又安排了性质相近的一场见面。对象是本地小学的助教。这一位见面时随和得多。见面之后，赵先生说他对她有好感。他们短暂地聊过书；她没有笑话那个书架。可她的父母又提起了住房。第二次茶叙，隔层方案一摊开，对方反应冷淡。女方的父亲说得相当直白：他不能看着女儿住进另一个女人的房间——指的便是赵太太的房间。赵太太试着解释，共用厨房是里弄生活的常态。那位父亲没有多争辩。他干脆让这事作罢。此后一周，赵先生比平时更沉默。赵太太多折了几页图册，对我说，有些做父亲的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两次见面之间，是更多到不了茶馆这一步的小失败。在人民公园互换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没人接。一次媒人的介绍，对方一听说地址是共用的里弄房间、而非产权公寓，就黄了。赵先生和一位女子短暂地交过微信——女子的母亲看中了告示上他学历那一栏，后来要看房子的照片；赵太太精心取景的室内照——收拾干净、灯光打亮、书架半掩——被判定为不够。每一次失败，都把赵太太送回图册；每一次失败，都把赵先生送回那面够不着天花板的隔板。

2015年春天，赵老先生中风了。他恢复了大半，却没有完全恢复。家里的月度医药开支，原先很小，如今变得可观。赵太太为隔层攒下的一万七千元，改投向赵老先生的康复。到2015年年中，隔层方案被悄悄搁了起来。[10] 赵太太周日仍然去人民公园。她如今传出去的告示，不再提装修。按婚恋市场的语法，她儿子的前景在恶化。「有无房产」那一行，向来是整张告示最弱的一处，如今更弱了。

2015年底，赵先生接受了调职，去了苏州的办事处——离上海大约一小时高铁。这次调动带了小幅加薪。在家里，这件事被说成是暂时的安排。他收拾了两只行李箱，还有书架的一小部分。赵太太在我面前哭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提哭的事。据我所知，他没有搬回来。2016年，我最后一次和赵太太说话。她告诉我，儿子周末会回来，他「挺好的」，公司在苏州办公室附近给了他一套小小的单间公寓，她很想他。那间公寓，按人民公园的标准算不上婚房，但它是一间关得上门的房间。她没有提婚恋市场。我也没问。后来有一次我回静光里，发现那摞宜家图册已经不在它们待了两年的矮柜上了。它们去了哪里，我也没问。

2017年，我最后一次和赵先生互通消息。他仍住在苏州，仍单身。到那时为止，我认识他的全部时间里，他一直单身。他照例用那种安静的语气写道：他在大量读书，苏州的同事对他很好，他希望尽快回静光里看看。到那时，他已经八个月没踏进父母的房间。隔层，没有建成。

2017年那些消息之后他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我不会编造一个结局。这个故事没有收束，本身就是住房与婚姻这套制度产出的东西的一部分：不总是戏剧，常常是漂流。[11]

买房不是请客吃饭

有一个说法，我总是一再回到它——毛泽东1927年论湖南农民运动的那篇文章。他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12] 这句话在近现代中国的言说里，寿命很长。胡老师曾在饭桌上笑着背过其中较长的一段，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是请客吃饭。「买房，」他说。他说，把「革命」换成「买房」，你就看见了上海最要命的那个城市问题。

借这句话，带着敬意，也带着一点反讽，作这一章的收束之论：在2014年的上海市中心，买房不是请客吃饭。它是整整一代中国城市青年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斗争；它比任何单一变量都更决定着他们能和谁结婚、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能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一章还关涉一件此前全书都在回避的事：前几章详述了住房制度的好处，而这个制度是有代价的。不小的代价。静光里的原住民，靠集体的政治能力保住了小区；而他们的子女，却住不起这些父母守了一辈子的城市。小区得以继续存在，有一部分，是这些孩子的结不成婚在付费。这不能全怪地方政府。也不能全怪居民。当住房制度、婚姻制度、全球遗产市场统统穿过同一枚针眼，每一代人都努力把自己穿过去的时候，浮上来的便是这样一种格局。留下，是一场带着账单的胜利。赵先生是那张账单上的一行。[13]

对有些男人来说，回应是继续硬顶——父母掏首付，郊区背房贷，一还几十年。对另一些人，回应是侧身让开：离开父母的房间，去另一座城市住公司提供的单身公寓；把装修的钱换成读书；拒绝把有房当作做男人的唯一证明。赵先生的苏州调动，更靠近第二条路。侧身让开，不是任何宏大意义上的解放。它是一种行得通的拒绝。

我把这一章献给他。2014年，他同意我可以写我们的谈话，改掉名字。他没有读过这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