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约从2008年到2014年，静光里和周边里弄社区里，生出了一小片商业经济。精品店、设计工作室、咖啡馆、酒吧和小手工艺品店，开进了原先住人的底层房间。地方政府容忍，有时还鼓励。小区的遗产溢价随之上涨。有些原住民赚得盆满钵满；另一些没有。然后，2013年一个宜人的秋日午后，二十多名城管队员开进南门，花了四个小时，把这片非正式商业景观一件件拆掉。本章考察它的兴与衰，并主张：这次整治主要针对的不是这些生意本身，而是一场更安静的政治——在上海中心城区，谁将被允许挣走遗产地产升值的那笔钱。就某方面说，这一章是全书最制度性的一章；「内源性绅士化」的限度，也是在这一章里变得可见的。
关键词： 增值经济、遗产旅游、小生意、里弄、整治、城市管理、城管、创意经济、人类学-建筑学
2013年秋一个宜人的午后，静光里没有人想到会有二十多名城管队员上门。这些官员——chengguan——不是警察。他们是准警务机构，负责执行非刑事的城市行政规章。在全国媒体上，他们大多以丑闻形象出现：摊贩被推搡、三轮车被掀翻、偶发的暴力。他们出现在上海被拍摄最多的传统里弄社区里，这件事本身就够让人震惊。
他们先在南门集合。居民停下来围观。蓝白制服、白手套，让这个场面比任何一次普通的社区检查都正式。随后队员们开进主弄。他们身后跟着一辆垃圾清运车。违章搭建、临时帐篷、户外座位、房屋的一部分，他们一件件拆，随手把残件扔进车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到下午四点，小区里几乎没人能专心做事。拆房的声响，还有东西被没收的人的大声叫嚷，填满了整条弄堂。
四点半，队伍已经走过南北中轴的半程。桌子、椅子、遮阳伞、帐篷、店里的货物——大大小小至少上百件——随着队员走过每条支弄被收走。上了年纪的居民用上海话争辩。店主站在一旁看着。有职业记者在场，也有城里各所大学的新闻系学生。本地居民没有动手，店主大多也没有。chengguan叫来一名本地建筑工人，拆除那些为无证经营搭在屋外的结构时，动作异常轻柔，解释也异常耐心。「这是没办法的事，」队员们反复说。后来一位记者告诉我，城管局为这次行动准备了几个星期。它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又一条在离大报社总部没几步路的社区里发生暴力的新闻。
五点，队员们准备离开。他们已经从拒不关门的店里收集了几百件物证。他们也知道，有些店只要一关门，等清运车走了就能再开。所以他们检查了沿途建筑的内部——透过门与墙之间的缝、透过裂缝、透过窗户——确保没有人躲过今天的工作。场面在一位老街坊的质问下变得尖锐。他开了二十年小杂货店，卖香烟糖果。他激动地问，做了二十年生意，为什么他的店要关。他是社区里的熟面孔。多少年来，记者们一直拍他的柜台，把它当作上海怀旧微型经济的残留。他得到的回答是官僚式的，几乎带着歉意：「师傅，我们也没办法……真的只能一刀切，不然那些货已经被我们没收的人，我们怎么交代？」
六点，chengguan又在南门列队，走到北门再走回来——四百米，一位七十二岁的居民平时锻炼，十分钟左右就能走完——完成了一场花了他们四个小时的环行。离开前，他们贴出一张新告示，比三个月前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那张警告更大。核心信息很简单。任务完成。静光里回到了它原来的「静谧」状态。
这一章讲的不是城管这个机构。它讲的是他们四个小时的造访让什么变得可见：一场酝酿已久的冲突，关于旅游、所谓的创意经济，以及在上海中心城区的一条里弄里，谁有资格挣走遗产空间的价值。这些素材的一部分我以前写过。 下面的文字把那次分析与本书更大的论点整合在一起——谁有资格挣走遗产价值——并看看这个论点在哪里出现裂隙。
经济如何繁荣
静光里外围的小商业经济，不是从一个总蓝图开始的。它始于2000年代中期，2008年后加速，从几处底楼的改造起步。
最早成功的咖啡馆之一——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前建筑系学生开的底层小店——几乎立刻就成了。设计讲究，咖啡好喝。客人有周边写字楼里的外国侨民、年轻的上海白领，还有一小部分从小区深处踱步过来的好奇居民。几个月内，咖啡馆就开始盈利。一年之内，同一条街上的其他住宅单位，也被悄悄改成了类似的小生意。
这些改造在多数情况下，技术上处于灰色地带。房子按规划是住宅用途，开在里面的却是商业。这些改造的完成方式，和上海中心城区几乎所有这类事的完成方式一样——小额贿赂、经营地方关系，加上一个简单的事实：相关政府部门有更要紧的事要处理。许多店在头两三年都没有正式的营业执照。大约到2011年，咖啡馆更多了，第一批精品店也站稳了脚跟，区里的政府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通融：不要求每家都办证，但店里要悄悄交一笔年度费用，名目是「城市管理协调」。店交了。这套安排维持住了。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容忍这些改造？我想有两条理由。第一，这些店通过雇员和供应商产生税收，没有正式营业执照并不妨碍这笔钱流进区里的财政。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条：这些店恰好契合中央政府那些年正在积极推动的一个政策方向。「创意经济」（chuangyi jingji）已经成为中国一线城市的规划优先事项。里弄外围的这些小店，几乎过于妥帖地契合了这个视觉需求。它们上镜，吸引外国访客，制造出的正是后世博时代规划文件反复认定的那种城市品牌优先的街道氛围——既世界化，又带中国味。区政府从不正式为每一家店背书，却任由它们生长。官员甚至会带客人——部级来访者，有时是外国要人——穿过弄堂，走进精心挑选的改造空间，当作「创意改造」的样板。
这些店也让原住民受益。咖啡馆雇了安徽、江苏来的打工者做服务员——虽然偶尔也招本地上海小青年做兼职咖啡师，这条小小的社会流动通道，老住户尤其看重。小店从小区内里的早市买面包、馄饨和鲜花，早市上有些老住户摆摊。店向拥有或掌控底层商铺的原住民付房租。200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房租，涨得很快。对拥有临街底层的家庭来说，外围经济是一笔横财。胡老师的一位老同学——胡老师叫他 lao tongxue，老同学——把连着前院的一间高顶房间重新装修，按小时或按天租出去，作会面和聚会场地。胡老师当中间人，抽一份。「他挣的差不多是他的退休金的十倍，」胡老师告诉我，「这对我有好处，因为我是他的 zhongjie（中介）。」
到2010到2013年的鼎盛期，静光里在一个约三千居民、总面积刚过两万三千平方米的社区里，开着八十多家小店。平常工作日，几百个访客进进出出；好的周末，人数能冲到两千上下——几乎等于居民人口的三分之二，挤进这些本不是为容纳这个密度的陌生人而设计的弄堂。 三千居民住着，社区并不觉得拥挤。人数翻倍时，感觉就完全不同了。本地和国际媒体都报道了这些弄堂。网上的文章把「老上海」生活与时髦咖啡馆、独立手工艺品店、年轻潮人开的艺术工作室写在一起。摄制组偶尔用这里的门面拍戏。游客在砖墙前摆姿势拍照——档案图纸显示，这些砖墙是1930年代用欧洲风格的金属构件和砌筑工艺建成的，这种工艺在欧洲以外很少见。小区内部仍是许多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以居住为主。商业活动集中在沿街底层和带院子或临街面的底层单元——大约两百个可作商业用途的房间中，有一百八十三个在底层，约三分之一还保留着完整的朝南院子。对随便逛逛的访客来说，居住的遗产内部和商业的遗产外围之间那条界线，几乎看不出来。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条界线恰恰是要紧的。
一个快四十岁的咖啡馆老板，曾把这里的生意经说得格外清楚。增值式创业，他说，就是因为你在一片好地段卖东西，就让一件产品更贵。他做一杯浓缩咖啡，连人工成本不到六块；他卖二十到二十五块，因为他是在静光里卖——「上海最真实的老社区」。装修必须显得又旧又经典，顾客才会觉得这个价钱付得值。他不带讽刺地补了一句：星巴克这么干已经干了好些年了。
一个年轻的首饰设计师，把地段这笔账算得不一样。那栋楼破到租得起。她花了大约十万块，把一团乱糟糟改成了工作室兼展示间——一次性投入，能用五到十年。她一个朋友在街对面的高层综合楼里租了一间差不多大的房间，每月要付三万块。对一家必须开在城市中心的小生意来说，破败的里弄房间反而更划算。
在这个社区里，几乎人人都在做点什么。
几乎人人。
谁没有受益
静光里有这么一类居民，他们没从外围经济里得到好处，随着小区遗产价值上涨，他们的处境反而变坏了。我想在这类居民身上多花些笔墨，因为他们的存在，是后面的整治会变成什么样的承重墙。
他们就是只有内部住宅居住权的原住民，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把自家任何一间改成可出租的商业空间。有的年纪大了，一个人住一间屋，不想和陌生人同住。有的家庭构成特殊——一个儿子有学习障碍，一个年迈父母身体每况愈下，一个已婚的女儿带着两个孩子——让出租房间在实际上行不通。有的房间，按他们自己的判断，破到招不来外国人或中产租客，又拿不出钱装修。按我对居委会记录的最佳估计，这类居民约占小区原住民家庭的三到三成半。
对这些居民来说，外围经济是个麻烦。商铺的租金涨了，但商铺不是他们的。小区的遗产溢价涨了，但他们的居住权不能直接兑现这笔溢价——除非他们有装修资本，而他们没有。咖啡馆和精品店把人流——连带噪音、垃圾、偶尔深夜的动静——带进了一条老住户一直当作安静居住弄堂的巷子。有些变化被当作改善：路灯更亮，晚上更有生气，偶尔儿女的朋友听说新开了家咖啡馆来串门。有些被当作失去：清晨的安静没了；麻将圈子搬了两次家，才找到一个没那么多人的角落；胡老师店里那些清晨的老主顾，开始几乎察觉不到地来得越来越少。
一些退休者给居委会写公开信，要求维持社区安静的环境。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人们或许以为，会是那些花钱买安宁的「新富」先来抱怨。实际上，许多退休居民更强烈的愿望是，社区「像开店以前那样，始终保持纯粹住家」。
原住民之间，还裂开了一道更安静的裂痕：有临街商铺的和没有的。到2013年，临街商铺的业主，租金收入已经接近或超过退休金。只有居住权的原住民则没有。这个小区旧日的社会拉平——退休老人那种源自工作单位的大致平等，1949年后大家从差不多同一位置出发——在这些人有生之年，第一次开始瓦解。按彩票亭的标准，这是政治上会着火的事。按当事人家庭的标准，这是安静的、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小小怨气，旧日邻里相处的那套规矩里，没有应对它的脚本。
创业者自己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多数人年轻——三十出头到四十出头，少数二十多岁——受过教育，至少本科学历。本地媒体称他们为「创意人」（chuangyizhe）。他们做的不一定是专利意义上的创意。他们的创意更平常：不断寻找办法，通过商业和艺术活动提高生活水平，这些活动在他们到来之前，在上海的居住弄堂里很少见——精品服装、家具、瓷器和首饰、独立的媒体图书馆、书法工作室、卖进口咖啡的时髦咖啡馆。
然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越过了一条线，邻居和政府从此换了眼光看他们。
灰色地带与二房东
这些合法之外的生意能存在这么多年，是因为新老居民大都相信，地方政府看得见这些店的好处。退休者的房租收入，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养老福利压力。创意景象虽然只占城市旅游收入极小的一部分，却帮助开启了关于如何使用上海建筑遗产的对话。政府知道这些店在。鼎盛时，八十多家店，挤在不到两百间可作商业用途的房间里。在一个监控摄像头密布、居委会志愿者和老弄堂守望者处处都在的社区里，隐蔽从来不是真正的机制。容忍才是。
这些店本身，也不是chengguan平时管的那种无序街头商业。它们的主要顾客是中产、大学生和中央商务区的白领。用顾客的话说，许多店「挺潮」，在本地点评平台上评分很高。有些店按场地的历史样貌做了主题布置。凭我自己的观察，也凭常客在网上、当面说的话，这些店往往比别处许多证照齐全的餐馆更干净、更和气、更安全。灰色身份让口碑成了生存条件：一条差评、一次检查，都可能意味着永久关张。既然专业和卫生都不是问题，问题就更尖锐了：为什么要整治一个表面上不威胁城市市容、环境或公共安宁的社区？
居民知道容忍有限度。秋季整治三个多月前，社区公告栏上贴出一张告示。告示用官方语言写成，盖着地方政府红色的圆章。上面说：社区由社区公司管理；共有房屋只能作居住用途；社区内的弄堂不是交通通道；有些居民擅自出租房间、改造公共区域、改变房屋用途、无证开店；这影响了居住环境和社会稳定；行政和立法部门将对改变房屋用途、违章改造、无证经营的人进行处罚。告示还请居民不要购买无证场所的商品和服务，「以保护您的健康、生命及消费权益」。落款是上海市城管局。
几乎没有居民相信chengguan真的会兑现这个威胁。静光里地处中心，人来人往，又受人关注。「这些城管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暴力的新闻再次出现在新闻里，」一位居民在公告栏前告诉我。整治前，一位咖啡馆老板说得更直白：「他们不敢。他们最多一家一家来敲我们的门，那我们当天关门，第二天再开就是了。」整治的传闻，2010年夏天起就一直在传。没有发生过任何实质性的事。警方抽查一多，可拆卸的招牌就上上下下。要是顾客想喝完咖啡再走，店主就告诉执法人员，这些顾客是朋友。
变的不仅是官方的耐心。还有一部分创业者如何使用这块灰色地带。
经营几个月、有了可观利润之后，一家小咖啡馆升级成了带酒吧的咖啡馆，晚上来的常客更多，发出的噪音让地方政府更难当作没听见。更说明问题的是二房东的套路。一家手工曲奇店的老板，利润够了之后，开始从原住民手里租下其他空房间，加价转租出去。静光里这样的小店主转二房东，有那么几个。这件事抽象地说并不违法。在这个社区里，它的影响却很深远。一直被当作创意引擎容忍的店主，如今做起了资本家的生意，牺牲别人，吃下原本可能归原住民或正式市场的租金差。对整类增值创业者的反感，就此固化下来。
一位2008年到2013年间开茶馆的老板，几乎用宣传语来形容那段蜜月。静光里曾是现代与传统和平共处的样板——老建筑和新生意，老居民和新来者。地方政府曾带客人来参观她装修过的空间，当作创意改造的样板。后来，共处开始出现裂痕。
艾的遭遇，把这道裂痕变成了私人的事。
艾是我认识她最深时三十出头、上海本地的时装创业者——从国外留学回来，父母是创业者，给过一些支持，本地时尚杂志已经引用过她的话，因为她的工作室致力于用做工精良的单品，在快时尚和奢侈之间架一座桥。她租了一间带大院子和厨房的底层房间，这里先前是一家咖啡馆，在执法压力到来前关了。她用它装修出极简家具，把空间用作工作室、办公室，以及只凭邀请的晚宴、派对和活动的多功能场地。头几个月，利润来得轻松。后来邻居们不再友好，尽管她几乎每天给他们买水果。
她被区工商所——本地叫 Gongshangsuo——叫去「喝茶」，官员们是这么说的。有邻居打了电话。社区里不允许搞经营活动。艾问，邻居是怎么知道私人活动的，既然没人吵闹，他们为什么在意。副所长说，老邻居们不断上报扰民，别无选择。有一条投诉说，艾房间里的灯「太亮」，透过两扇朝弄堂的小窗，扰得人睡不着。另一条说，私人晚宴油烟太重，气味难闻。艾说不出话来。她后来告诉我，老居民们已经用尽各种感官上的理由来恨她——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
支弄对面的一个七十二岁退休者，把不适说得更直白：艾变得「怪」，和不同的男人来往（大多是白人），当众搂抱亲吻，夏天穿背心和牛仔短裤，不爱搭理人，好像靠父母的钱在「我们的小区」里过日子。那些果篮，邻居们觉得是居高临下的施舍。那些男人其实是客户。艾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闲话主要不是关于噪音。是关于阶层、做派、院子特权，以及一个年轻女人占了小区里最大的一间房。
见面之后，艾在一张附近一家日本百货店里的小纸片上写下自己的想法。执法人员没经允许就进了她的地方，这让她不安。她希望这次见面已经把话说开。她感到被冒犯的是，工商所不把她做的事当作「正经」生意——好像她这样的居民只是图享受过日子。实际上，她会低调行事，停掉私人晚宴，拉上窗帘，不让任何人看到里面。
整治那天，一些店主和店员用安静的方式做了抵抗：不需要橱窗的空间，他们悄悄重新开张。艾更早就被逼着关掉了弄堂北侧门后的小展示间。更大的模式很清楚：邻居一旦发动正式投诉，灰色地带就不再灰了。
整治之后：彩票亭
秋季整治后的几个星期里，外围看起来被剥光了。户外座位没了。漫进弄堂的货物没了。有些店几乎立刻永久关门。另一些试了老招数——关一天，悄悄再开——发现容忍比从前薄了。胡老师的小店，从来算不上少数「有益的」持证便民服务（理发、食堂、诊所之类）中的一员，也在被chengguan关停之列。正式的告示和后续检查不断。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安静而系统的执法，把四个小时表演开了个头的事做完了。精品店关了。比利时啤酒吧关了。设计工作室搬走了。咖啡馆拉下了卷帘门。等我在2016年回去做一段持续的再访时，小区的外围商业几乎完全回到了地方政府文件所称「允许的居住和小型服务」用途。那场繁荣了大约六到八年的经济，结束了。
原来拥有临街商铺的原住民，面临突然的租金崩盘。他们的商业租客被赶走或被逼走；按照住宅规划，这些房间又不能简单重新租作店面。2015到2016年间，好几户家庭发现自己的租金收入比2013年少了一大截，房间反而更难租出去。少数人把居住权卖给了外面的买家，搬去了郊区。其余的撑着，赌规划迟早会放松。
整个小区的反应——2014、2015年我在彩票亭和晾衣墙边听到的那些谈话——是复杂的，也是分明的。
没有临街商铺的原住民，总体上松了口气。清晨的安静回来了。麻将圈子搬回了老地方。一些清晨的老主顾，回到了被游客周末打断的节奏。「现在又是个小区了，」一位退休者在彩票亭点着烟说。另一位更谨慎：「那些店，给一些人赚了钱。没给我。我为什么要哭？」
有临街商铺的原住民很愤怒。他们靠这桩小商业经济立起了生计；整治毁了它；地方政府没给他们任何重建的路。2015年，好几个人跟我说话时带着一种我2013年没听到过的尖锐。「他们说我们可以干这个，」一位这样的居民指着他房间对面一间钉上了木板的咖啡馆说，「现在又说不行。这算什么政策？」
在彩票亭，整治本身成了小区叙事里的一段固定节目——白手套、垃圾车、杂货店师傅、四个小时的游街，翻来覆去地讲。人们争论起因。有人怪吵闹的酒吧。有人怪二房东。有人怪写告状信的忌妒邻居。有人怪区里一股新的「整顿」风向。一个把底层房间租给茶叶店的男人说，政府是两头吃：店赚钱的时候收安静费，店关张的时候收政治好处。一个从没有过临街铺面的女人回他，他赚得已经够多了。「你的好年景过完了，」她说，「现在让弄堂睡吧。」话头转到胡老师时，他很谨慎。他自己也损失了一间店。他仍然区分两种店：伺候邻居的，和招待游客到半夜的。他没有假装这种区分救了他。
愤怒和解气，坐在同一条凳子上。彩票亭不投票。它一星期接一星期地争论，直到整治变成了有派系的民间传说。
几乎没有人把官方的说法当作充分解释——住宅规划只是执行了，尽管这么多年明摆着没执行。彩票亭里人人都知道，那些店一直明晃晃地开着。人人都知道费用交过。人人都知道官员曾带客人来看创意改造。那个反复回到茶水和彩票之间的问题，不是法律是否存在。而是法律为什么忽然被拿出来执行了——又是谁的投诉，终于让执法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划算。
那套曾经帮助维持非正式秩序的社区守望系统——老居民通过闲话和正式报告盯住自己的微型社区——在商业压力下，变成了一台传递不满的机器：灯太亮、油烟味、短裤、院子特权，直到工商所的档案厚到足以动手。
整治到底针对什么
这次整治，主要不是针对这些生意。它是一场更安静的政治：在上海中心城区不断升值的遗产地产里，谁将被允许挣走这笔收益。
直接的机制是有分量的：新的区领导班子带着整顿中心商业区的任务；全国创意经济的热度降温，曾庇护这些上镜的非正式业态的热度；噪音和夜生活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越来越难维持；二房东把受容忍的创业者变成了吃租金差的资本家；以及被排除在横财之外的原住民，用正式投诉和闲话施加压力，压到居委会和工商所头上，直到执法在政治上比继续容忍更便宜。2013年秋的整治，是这些压力的可见顶点。随后几个月的关店潮，把剩下的工作做完了。
但更深的转向是制度性的。2008到2014年的外围经济，造出了一个不大却看得见的受益阶层：拥有临街商铺的原住民家庭，以及一小批开始以二房东身份吃租金的创业者。这些收入很小，不规律，常常不入账，不属于国有商业地产部门能轻易认领的任何资产组合。这些家庭和店主，实际上是在遗产空间里经营着一套平行的租赁经济。
我不认为这次整治是国有开发商的简单阴谋。机制更分散。到2010年代中期，区里的规划者、遗产保护部门和正式商业利益，越来越分享一个共识：上海中心城区遗产存量产生的价值，应该通过正式渠道收割——重新规划、再开发、大规模策划的商业项目——而不是通过小的、非正式的、由居民和创业者驱动的渠道。这个共识部分是经济的（正式渠道能征税，非正式渠道不能），部分是审美的（正式渠道可以设计，非正式渠道不能），部分是政治的（正式渠道对上级国家可见，非正式渠道不可见）。
新天地仍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正式模板：遗产门面、受管理的商业、通过企业和国资背景的开发收割价值，而不是通过几十处无证的底层改造。田子坊提供了一个相关、也更像迷宫般的警示：老弄堂里的创意商业变得太成功、太拥挤、国家太难把它留在灰色地带手里时，会发生什么。我提到它们，只是作为参照点。 静光里从来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它的外围经济更小，肌理上更居住化，也更依赖原住民房东。整治没有把静光里变成新天地。它只是关掉了那条非正式渠道。
「内源性绅士化」的限度，就在这里变得可见。上一章描述的那套配置，依赖地方国家继续允许原住民做自己小区升值的主要房东。2013到2014年间，地方国家决定，房东身份的一条渠道——临街商铺和院子租赁经济——将被封死。没有任何结构性东西阻止地方国家封死其他渠道。静光里内部还有一条租赁经济在运作，靠的是地方国家持续的容忍。容忍不是权利。它是一种政策选择。和所有政策选择一样，它可以被逆转。
再作一点澄清。那些推动执法的老居民，并不是简单的商业敌人。许多人当初欢迎最早的咖啡馆。许多人喜欢弄堂看起来又活了的感觉。他们拒绝的，是一种收益的分配：院子的主人、二房东和时髦的新来者拿到了看得见的收入和地位，而只有内部住房的家庭，承受噪音、光线、气味，以及退休者之间那种平等的慢慢瓦解。当这些家庭成功让工商所动手时，他们是在捍卫一种住宅公平。然而他们成功的后果，与地方国家偏好以正式渠道收割遗产价值的更大取向合了流。邻里的忌妒和市级的整顿不是对立面。它们成了搭档。
结语
2024年和2025年初我走过静光里外围时，那里的质地和2013年不一样了。原来的两个底层单位，现在是一家国资背景的文化遗产咨询公司的小办公室。一个在空置多年之后，被改成了居委会运营的社区服务空间。其余临街单位都是住宅——拥有它们的原住民家庭，大多数把家人搬了进去，而不是让它们空着。
2008到2014年的外围经济，到2020年代中期，成了彩票亭的老居民们仍会带着复杂感情谈起的一段记忆。「那些是好年景，」我最后一次去时，其中一位告诉我，「可也是吵闹的年景。我不知道。」小区内部和从前差不多。原住民继续把后房间租给中外专业人士。彩票亭还在。胡老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还在自己的店里——或者说，还守着他那间店曾经的社会角色剩下的东西，尽管正式关店已经摘掉了招牌，撤掉了柜台。
下一章，转向同一个小区所受的另一组压力。这一章考察一桩小商业经济如何绽放又如何被扑灭；下一章考察的是，在里弄内部，当住房制度撞上婚姻制度时会发生什么。那是全书最难的一章，是前面各章描述的那套制度的代价，最沉重地落在单一个人身上的一章。